“文化大革命”，劳动保护被说成 “资产阶级的活命哲学”

　　“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极大混乱。保护劳动者的安全和健康，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活命哲学”，用生产实践和流血牺牲换来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被说成“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劳动保护工作成了“文革”的对象，安全生产全局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纪律松弛，违章指挥和冒险蛮干比比皆是，伤亡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再度大幅度上升，1970-1972年期间，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事故高峰。

　　这一时期，安全生产工作处于瘫痪状态，从事劳动保护工作的干部遭到揪斗、殴打，被下放劳动，劳动保护机构从上到下被撤销。有个省的煤炭重工业局有8个局长、副局长，都因为被揪斗无法坚持工作，使全国煤矿安全生产会议的精神长期不能贯彻;太原钢铁公司42个二级厂矿，36个没有安全机构。《劳动保护》杂志1978年第2期《“四人帮”是工人的死对头》记录到：“1969-1970年，‘四人帮’在辽宁强令撤销各级卫生防疫站和专门防疫队伍，使全省60%的卫生防疫技术人员(包括从事厂矿劳动卫生工作的技术人员)被迫下放改行;上海市许多工厂长期没有安全卫生工作机构;上海市劳动局的锅炉安全机构本来比较健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强行取消。”由于安全卫生机构被大砍大撤，许多地区、企业的劳动保护工作长期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

　　“文革”期间，企业中许多行之有效的合理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如安全卫生操作制度、安全生产教育制度、岗位责任制度、设备维修制度等被破坏殆尽，造成不少单位劳动纪律松弛，违章作业盛行。《劳动保护》杂志1978年第2期《“四人帮”是工人的死对头》一文中提到一起因违章操作造成的事故：1976年上海的一个炼钢厂煤气加压站，由于新工人不了解阀门的开关方向，操作时应该关闭阀门却误将阀门开大，造成压力升高，几千立方米煤气冲破水封，包围了附近的操作室，发生了严重事故。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国务院1975年颁发的《全国安全生产会议纪要》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安全生产基础被搞垮，安全生产管理混乱，纪律松弛，事故不断发生。吉林省1976年由于违章或无章造成的事故，占70%以上。广州铁路局1976年发生的事故中有90%是违反劳动纪律或违章造成的。(《劳动保护》杂志1977年第3期)

　　在此期间，国家用于改善劳动条件的劳动保护措施经费也被任意削减、扣压，我国刚刚开始的防毒防尘工作被迫停止。1975年上海市劳动局曾上报一批劳动保护措施项目，要求领导支持解决，却最终石沉大海，音讯全无。国家劳动总局拨给上海的重点劳动保护措施项目的补助资金和专用钢材也被扣押。上海一个机械厂原来各种防尘设施齐全，操作管理也较好，是上海市的防尘先进单位。在“文革”期间，各种防尘制度被破坏，各种防尘设备长期失修，锈蚀损坏，车间粉尘弥漫，如同“沙漠地带”，出现防尘工作大倒退的局面。鞍钢烧结总厂新建三烧结车间的除尘设施被砍掉，以致这个车间1973年投产后，烟尘弥漫，不仅严重危害工人和居民健康，而且每年飞散烧结矿粉8万余t。1976年国家劳动总局下达给辽宁省12个企业的重点劳动保护措施经费120多万元，也被说成是“条条专政”的产物，一刀砍掉，使这12个单位已经动工的防尘项目被迫停了下来。(《劳动保护》杂志1978年第2期)

　　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坚持生产的企业大为减少，但瓦斯爆炸、撞车、沉船等恶性事故仍然不断发生。据《中国当代劳动保护》一书披露，从1967年到1976年间，安全生产工作体现得很少，记录的大多是重特大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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