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前夕，北京义联劳动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发布的《职业病调研报告》称，职业病患者出现病症的平均年龄为37.5岁，其中约有70.2%的职业病患者是尘肺病患者，19.1%为苯中毒、铅中毒等职业中毒群体，其他职业病种类如职业性皮肤病、职业性眼炎等占到10.7%。

　　尽管有消息透露，全国人大今年将修订《职业病防治法》，但仍有多名代表和委员呼吁修订的步伐一定要加快，早日明确和细化各方权利和义务，增加企业违法成本。同时，应积极利用医疗体制改革的契机，将职业病防治纳入农村医疗体制改革中。此外，应向劳动者普及职业病的相关法律以及预防知识，用法律来捍卫生命的尊严。

　　明确各方责任

　　“《职业病防治法》实施很多年了，在实施过程中出遇到一些情况，关于监管主体的内容还不是非常具体，我在前年就提交过修订《职业病防治法》的提案，提请全国人大能从立法上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给予劳动者更多保障。”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抚顺市副市长刘诗告诉记者。

　　关于监管部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权利和义务，一直是委员们关注的焦点所在。有委员认为，《职业病防治法》对职业病预防、防范、认定、治疗等都规定的比较详细，但监管主体不明确，监管措施不力，对用工单位存在违法行为处罚也难以落实到位。

　　“职业病防治应从立法上来明确，让企业明白没有医疗保障的用工都是违法的。通过立法让那些无视劳动者生命健康的企业付出代价，增加他们的违法成本，这样他们就不敢不重视了。”全国政协委员、辽宁沈阳何氏眼科医院院长何伟说。

　　“出现职业病，主要还是企业忽视对工作环境的改善，没有对职工采取防护措施。企业应该履行社会责任，尤其在现在‘用工荒’的背景之下，你要留住人才，就必然更加注重对职工的劳动防护，预防职业病。”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宁德市副市长陈兴生说。

　　提高准入门槛

　　由于职业病潜伏期较长，很多职工在发病后才知道自己得了病，这给患者维权带来一定障碍。

　　“职业病风险是潜伏性的，各级部门在审批企业项目的时候，应该提高准入门槛，看看企业环境卫生条件是否达标，从一开始就做好防范工作。”刘诗说。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江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晓颖告诉记者，她今年带来的提案也有关于职业病防治的。在她看来，除了立法增加违法成本外，就是要提高准入门槛，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和环境评价标准的，一律不准上项目。“职业病防治应该企业必要的行为，如果靠政府管理，手段要强制，在后期还可以利用信息的手段做好监测工作。”陈晓颖说。

　　全国政协委员、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教授迟宝荣说，政府部门对职业病防治要高度重视，督促企业改善工作环境，采取防护措施。

　　纳入合作医疗

　　《职业病调研报告》显示，37.8%的职业病患者没有获得任何形式的赔偿，而获得一次性赔偿的患者，平均每人领到的赔偿只有90742元。78%的患者表示，这些赔偿无法保障其后续治疗和家庭生活。有80.6%的受访者表示当地政府不会为其提供低保等福利，这导致他们返乡后的生活非常困难。

　　有委员认为，由于职业病的发病时间和诊断鉴定都有一个过程，大多数患者由于缺乏资金，而放弃了治疗和维权、

　　刘诗告诉记者，抚顺市的职业病防治院由于缺乏资金，没有医生，工作人员根本没有办法去开展预防和教育工作，如果列入公共卫生体系中，就有了资金和财政保障。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盛昌黎建议，应该把农民工治疗职业病的经费纳入农村合作医疗当中。

　　“可以利用医疗改革的契机，投入资金支持乡镇医疗机构发展，解决农村医疗机构缺失的问题，这样医生就可以多下基层，到乡镇，做好农民工入城前的检查，做好职业病的预防和教育工作。”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医科大学副校长戴秀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