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带我们进入谈判的会议室旁听，或许只是想借记者的身份给对方施加一点压力。那是一间陈旧宾馆的小会议室，一张圆桌前摆了十几把椅子，这边，围坐了谈判小组的6位成员，来自上海铁路局的一位代表坐在中间，摊开面前的笔记本准备记录。对面，除了朱平的哥哥外，还有60多岁的舅舅与舅妈、两个高中老师和3个刚满20岁的同学。与我们预想的气氛不一样，官员们并没有丝毫谦卑感，反倒是家属们更加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沉默着。谈判还没开始，我们就被“请”了出去，态度和气而强硬，理由简单：“政府规定的。”

　　稍稍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或许还能多坚持一些日子。王惠最早见到铁路部门的代表是7月27日，她丈夫郑杭征在此次事故中不幸遇难，留下一个1岁多的女儿。那已经是他们的第二次谈判，此前一次，铁路部门试探性地说出了17.2万元的数字，家属起身离场。这一次，对方落座后，第一个问题依旧是：“你们觉得多少钱合适？”王惠警告对方说先不要提钱，她一口气提了6条要求，包括铁道部道歉、查明事故真相、公布丈夫的座位号、找回丢失的遗物等等。对方做了记录说“会向上反映”，然后继续自顾自地分析起“50万元赔偿”的构成来。王惠第二次警告对方先不要谈钱，继续诉说自己的困惑，为什么一直找到第二天傍晚才得到丈夫的死讯？为什么在搜救出来后第一时间送到了殡仪馆？为什么宣称最安全的动车打个雷就会出事？为什么丈夫手上那块本来想送给女儿陪嫁用的手表不见了？……对方一一点着头，诉说完毕，话题依旧是：“这笔钱也差不多了。”这一次，坐在对面的公公再也忍不住，拿起面前的矿泉水扔了过去，谈判不欢而散。

　　7月29日，温家宝总理回去的第二天，死难者赔偿标准由先前的50万元提高到了91.5万元。这一次，铁路代表没有出面，而是让当地政府的联络员来传达信息，大致意思是：“这笔钱不可能再高了，月底之前必须解决，否则铁路人员撤走了就麻烦了，不要失去这次机会。”没有安抚，没有道歉，对方甚至连丈夫做什么、女儿多大这样的问题，都没有问过一句。王惠接受不了，她想过走法律途径，可又得知这样的案子最后只能落到铁路法院。让她为难的是，被推在前台的善后人员一直是地方政府的领导，她说：“老实说，他们也是没办法，我不想难为他们，可铁道部总躲在身后算什么？”看着新闻里每天都在报道已经签约的家庭数目，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更不知道自己如何去坚持。

　　温州城西，双屿镇下岙村，事发的高架桥下，被推入大坑中的动车残骸已经被运走，被覆盖的零件也一并挖出，被翻动了好几遍的淤泥是黑色的，这几天吸引了一些前来挖掘的人，有当地的老百姓，也有远道而来的陌生人，据说有人挖出了动车残骸、座椅，还有乘客的手机和相机。不禁念及3年多前的胶济铁路“4·28”事故，那一次，死72人，伤416人。事故发生后一周，本刊记者来到事发地所在的淄博市王村镇和家庄，出事地点是一片麦田，已经被翻起的新鲜土壤所覆盖，上面散落着从车厢中甩出来的方便面盒子。村民们说，下面埋的就是被砸扁的车厢。我们向参与救援的铁路官员求证，难道就地对车体破拆、掩埋是铁路救援的惯例？他想了很久，还是没能给出答案：“没人告诉我为什么，我也没想过，上级下命令，做就是了。”果然像极了军令。现在，电话再打回去，当年曾经接受采访的村民说，就在事故发生10天后，每到夜晚，都会有铲车来挖，“整整挖了一星期，白天不干，用警戒线围着，只有晚上干”。同样，此次在高架桥下，我们也听到了一样的说法。

　　“头七”这天，陆续有遇难者家属来到事发的高架桥下，召唤亲人的魂魄回家。每隔十几分钟就会有一辆动车从头顶呼啸而过，隆隆的声音淹没了哀恸的哭声。我们爬上隧道上面的山坡，巨龙般飞驰的动车经过时，脚下的山体都会震荡。粗壮的桥墩密密麻麻，一直消失在远方的视线里，与之相比，桥下点燃蜡烛前来祭奠的人，何其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