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怨的村民

双池镇距吕梁市交口县城，直线距离不过60公里，由于交口深居吕梁山区，这60公里的路程，大巴车往往会艰难行进近2个小时。交口的支柱产业是煤炭，而煤炭的主产区在双池，双池镇最大、最集中的煤矿则在蔡家沟。

在“黑口子”遍地的交口县，蔡家沟煤矿是双池镇最大的“明口子”，六证齐全。此前该矿隶属于蔡家沟村委会，后被煤老板陈勇相中。陈勇从村委会承包下了这个集体煤矿后，将旧有的集体矿井关停，重新选址并投资兴建目前这个新井，现在新井已经运行了七八年。

蔡家沟有七百多口人，大多数倚赖煤矿获得收入，他们或在井上做后勤，或在井下做管理，还有一些则从事与煤矿相关的衍生生意，比如煤炭运输和出租车。在双池镇，尤其在蔡家沟，运输也是养家的一个手段。

在承包协议里，村委会与煤老板明确了补偿款的发放细节，即便在蔡家沟煤矿停业的这一年多里，每个村民每年2500元的补偿款已得到落实，但村民们还是十分担心，尤其是煤矿在奥运会前停工一年多后，又迎来重组改制的风浪，如果煤矿通过买断的方式，煤老板拍拍屁股走人了，“我们的未来怎么办？”现在，村里赋闲的村民比往常更多了，而且每有村民聚集聊天，话题总会被延展至煤矿关停这一政策上来。

据村民介绍，大大小小的煤矿，在蔡家沟地下毫无规则地私采滥挖，两家煤矿之间甚至打通，矿工在井下互相偷对方的镐头、设备。而且小煤窑越界掏到了村子下面，已造成地面塌陷，村民的房子裂了，田地塌了，到现在，还没一个煤老板肯认账。村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煤老板一走，村民不但没工作做，资源也没了，地也不能种，靠什么生活？

有人告知，以前村民在地下打个二十来米的井就有水，现在挖煤造成地下水位下降，煤老板投资百万给村上打了个深井，这才喝上水，“可煤老板一走，这么昂贵的设备，随便一个水泵坏掉，就是几十万，谁负担得起？”

焦虑游走的外来工

刘继成在蔡家沟煤矿工作了四五年时间，直到现在，挖煤虽然不能展开，但井下照明和其他用电却不能停，尤其是排水和鼓风，否则瓦斯积聚，后果不堪设想。正因此，作为电工，虽然现在收入打了八折，但他依旧能够维持工作。可类似刘继成这样的维护工人，在这个原本上千号矿工的蔡家沟煤矿上，现在总共需要的，不过四五十人而已。

赵继成说，一年前，租住在村里的外来工起码得100多号人，现在已经没有几个了，“停工一年，该走的，都走了。”

以前村上的小卖部、理发店、诊所生意红火，现在很多收入都不及从前的十分之一。

47岁的薛保朝现在已是半个蔡家沟村民了，早在1988年他就来到蔡家沟村。他从河南孟津县马屯乡和贯坡村到交口县“扣砖坯子”、“烧砖”，经过多次择业，最后落定在蔡家沟煤矿。

在最近十几年里，薛保朝的工作性质从未变动过，他是挖煤工。黑口子、明口子都干过。但现在，为了糊口，又不想离开蔡家沟，他不得不为村上打些零工，比如倒垃圾、装运土石之类。薛保朝说，在老家挣钱不好挣，也知道挖煤辛苦、危险，但自己没有别的手艺，挖煤比干别的来钱快，尤其这两年，在井下挖一平车煤，矿工可以得14块钱。“早上下井吃得饱饱的，中午舍不得上来，一直干到下午四点多再上来吃饭，这么一来，每天都能有200多块钱的收入。”

“现在所有的煤矿都停了，想挖煤也挖不了了。我搞不清楚，煤矿改制以后，矿上是不是全部要上正规军了？还要不要我们农民工了？”薛保朝十分忐忑。

这种忐忑有迹可循。据记者了解，国有大矿对矿工的吸纳，遵循严格标准，对招工时间、采集地点、人群特征等都有相关苛刻条款。另外，新员工入职后不但要有岗前培训，还要经过多重考核、实习达标后，方可下井。这也意味着，缺乏职业技能和安全防范培训的农民工，是很难进入正规大矿的。

尽管如此，与大多数村民和薛保朝一样，来自甘肃武都县石门乡上沟村的农民宋俊成还是一直心存侥幸地盼望附近煤矿能够快点开工。49岁的宋俊成来到蔡家沟村已经8年了，而最开始通过老乡引荐下井挖煤则是在1999年的朱家岭煤矿，后来他来到了蔡家沟，并乐此不疲。“山西这地方，钱好挣，像我们老家，你干上一天，最多十来块钱，在这里，只要能吃苦，一天一百多块钱，还算是少的。”

通过挖煤，宋俊成每年都能攒些收入拿回家去。他仅有的一个女儿正在老家上高中，妻子偶尔出来在理发店打打工，大部分时间在家务农。

蔡家沟煤矿的停业和重组，已经让大量如宋俊成、薛保朝这类的农民工返乡或奔赴内蒙古等地继续挖煤，而宋俊成和薛保朝却依旧滞留在村庄里，他们内心怀有热望。

尴尬的村支书

交口县煤炭行业重组的消息，蔡何是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的。作为蔡家沟村党支部书记的他一度搞不清楚一个问题：“煤矿重组，我们村委会有没有权利知道，有没有权利去了解更多？”

蔡何说，蔡家沟煤矿是属于村集体的煤矿，牵涉到七八百号村民的切身利益，如果煤矿发生兼并重组，村长和村支书不掌握详情，那么，村民会立刻有意见。但煤矿已经承包给了煤老板，他们不主动过来解释，补偿款在停工的一年里也并没有停发，一切都做得中规中矩，他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是问还是不问？问多了怕对方厌烦，不问，没法向村民交代。

在依山而建的蔡家沟小学，蔡何对记者说，他的担心还包括很多方面，比如蔡家沟小学的命运。蔡家沟小学是一个漂亮的山村学校，落成时间不过短短几年，蔡家沟煤矿老板全额资助，每年资助二十万，这所小学的所有民办老师、勤杂工包括村干部的工资都是矿上来负责解决的。

“如果煤老板走了，这个小学就要倒闭了。”说此话时，蔡何颇为焦灼。村长李福根补充说，村民已经开始对村干部不满了，现在大家都在观望，教师以及学生家长的情绪也开始不稳。

虽然煤矿停业，但蔡家沟煤矿财务总监薛小红一直在矿上做统筹管理。

9月9日，在蔡家沟煤矿，薛小红对记者直言，现在像他这样的管理人员，已经成了虚职，“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自己之所以没有像矿工一样拎包走人，只是为了善始善终，给煤老板一个交代，因为这几年，煤老板对自己不薄。

蔡家沟煤矿已经鲜少有人走动，大部分矿工都在一年内先后离开了，上下三层的整个蔡矿家属楼，一片寂静萧条，阴雨的天气格外清冷，映衬得这里更为落寞。

蔡家沟煤矿办公楼旁边时而有看护院落的大狗狂吠。办公室外墙壁的小黑板上，新近就重组情况写出一则通知，提示最后一批尚未离开蔡家沟的矿工，如果已经“找下合适工作，处理好各自的往来事务，打个招呼，即可离矿”。

9月12日清晨7点，蔡家沟村炊烟袅袅，新的一天开始了。

71岁的老人周世昌早早地起床，绕着村子走了一圈后，站在村口的山坡上呆呆地凝望。对面1000米的山下，除了高高低低的一些小房子、矿井设备外，整个蔡家沟煤矿不见有人进出，当初昼夜不停的大车来往以及人员频密的场景如在眼前，天壤之别。

世代居住在村上的周世昌，从小就在煤海里生活，眼下的他，满面愁容，内心矛盾：靠煤吃饭的蔡家沟，如果煤挖不成，老百姓怎么生活？如果煤都挖光了，以后的子孙怎么办？

地处偏僻的蔡家沟是交口财政收入的晴雨表，也是资源性大省山西经济发展模式的缩影，一蹶不振的交口代表了一大批如许尴尬的县市。它们的未来到底该如何演进？

问题抛给了山西。

煤老板之“罪”

他们不是企业家，而成为暴发户与血汗工厂的代名词。煤老板是三无产品，几乎成为无文化、无信仰、无创新能力的同义词。如此巨大的道德与能力指责不是煤老板能够承担的，而是催生煤老板的土壤必须承担的罪责。

煤老板一无商业文化内涵，与煤老板能够联系在一起的不是诚信、不是企业家的破坏性创新精神、不是初始之初的战战競競如履薄冰，而是一掷千金购买豪宅，是品位低下挥金如土令人咋舌。煤老板二无信仰，才有令人震惊的黑煤窑童奴现象，不仅违法使用童工，甚至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无法满足，有基本道德信仰的人无法做出如此无底线的事。煤老板三无创新精神，他们从政府那里获得煤炭资源，用简陋的方法挖掘，通过煤炭的稀缺性换取大把现金，我们没有看到小煤矿出现组织结构与管理结构的创新，更没有看到技术的创新。

我们看待煤老板现象如同看待一场瘟疫，不明白如此野蛮的经济组织和经济现象如何在现代社会重演，而没有手段去禁止这样的经济组织复制蔓延。

在不经意间，煤老板正在以悲壮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继钢铁和航空上演了“国进民退”后，煤炭行业史无前例的大整合正在山西省热闹地进行着，山西省煤炭业正在进行一场“国进民退”的大整合。2009年初，山西省出台了《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该规划明确提出，“到2011年，全省矿井数量减少到1000处，矿井单井生产规模达到90万吨/年以上。到2011年，形成三个亿吨级和四个5000万吨级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大集团煤炭产量占到全省的75%以上。”按照山西省政府改革计划，到2010年底，全省共有2012座煤矿要被兼并重组，其中，由山西省内五大煤矿集团兼并重组的煤矿共1161座，地方兼并重组的为693座，到2010年底，参与兼并重组的2000座矿井仅保留479座。最终整合的结果是要将山西省拥有企业主体的煤炭企业数量从现在的2200个变成100个左右，矿井数将由2598个压缩到1000个。

驱逐了煤老板，山西就能迎来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就能复苏晋商传统？如果驱逐煤老板，迎来的是计划体制，山西最多回到1979年以前，而不能承接自由精神的商业文化。

商人逐利与官员寻租共生

煤老板为何无法成为企业家？

最主要的原因是，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能源产品，拥有煤炭相当于拥有硬通货。也就是说，拥有煤炭开采权本身就不是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而是商人逐利与官员寻租共生的结果，是官煤勾结的结果，而不是自由商业精神竞争的结果。

山西严查官员入股煤矿一直是重点新闻。来看主流网络媒体新华网的报道，截至2005年10月12日，山西省清理纠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投资入股煤矿工作进展顺利，全省共清理出922人投资入股煤矿，涉及金额9257.74万元，其中已有836人撤出入股资金4077.33万元，对剩余的86人的撤股工作正在进行中；2006年6月5日，人民网报道，记者从山西省纪检委执法监察室了解到，山西省清理官员投资煤矿，到目前为止，已有1126人撤资1.7亿元，平均每人撤资10多万元。截至目前，已经明确申报的1000多名投资入股人员已将投资入股资金按要求全部撤出，其中有140名投资入股人员上缴收益115万多元。

围绕煤炭行业生成的利益链条毒化了公平竞争的土壤，使法治精神与公共服务成为暴利树上结出的恶之花。

2009年4月20日，《南方周末》刊文披露毒化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以治理超载为例，最早的拉煤车是三轴车，额定装载20吨，恶性竞争之后达到90吨。超载的一个秘密是，地方煤检站为了完成任务，往往开一张100吨的票，“没有找零”，这意味着车主如果不想赔本，必须超载。为了和煤检站斗法，车主们纷纷将车子从三轴改为四轴，还加上了挂车，这样一次性就可以拉180吨到190吨，这几乎相当于四至五节火车皮。

煤炭流通领域的怪胎——煤检站也最终默许超载，只要能罚到钱即可。在这种情况下，临汾乡宁县的拉煤老板纷纷加高车辆挡板，甚至加到了1.5米的高度，最终由于高度已经达到了收费站顶棚的高度，这场煤老板和政府的超载斗法才得以停止。

“只要有一项关于煤炭的政策出台，各部门都能从中搜罗到可以发财的地方。”一位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

政府检验与督查部门靠煤吃煤，煤老板在奉上灰色成本后不得不与煤检站等部门斗法，结果是双方成为利益的争夺者，而不是经营者与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企业家精神的沦丧之缘

最重要的是，产权流失之忧加剧了短期行为。2006、2007年“温州炒煤团”最终都在山西栽了跟头。其中一方面是政策不稳定，另一方面就是小部分山西地方政府官员戏弄了这些财大气粗的炒煤团。一般操作手法是：县里利用政策上的先知权，知道煤矿很可能因政策原因被关掉，首先放出煤矿要出售的消息，温州人来到当地就买煤矿，结果买了之后就要被关停。

无论是低价获得煤矿的寻租者，还是有意无意受到蒙蔽进入煤矿行业的沿海企业主，他们要降低成本最好的办法是倒卖煤矿产权获得高额租金，而将政策风险转嫁给接手的下家。2008年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刊载典型案例，山西省孝义市东风煤矿，从2006年3月开始，在短短不到3年时间里，这个核准年产9万吨煤的小煤矿，被3次非法倒卖，倒卖的背后，则是政府干部参股经营、甚至伪造政府文件骗取工商登记等一系列的违法行为。

产权的不固定导致行为的短期化，没有煤矿主为环境负责，为工人的生存条件负责，作为经济理性人，他们惟一考虑的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赚取最多的利润，使投资回报最大化。这是制度摩擦成本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煤老板退出煤炭市场后也未能在其他行业重整旗鼓。首先，在重要的资源性与主要重化工业领域，“国进民退”如火如荼，煤老板们会与其他企业主一样遭遇玻璃天花板。

其次，退出实体经济领域的私营业主的主要避险途径是进入楼市与股市，这已经给他们带来了不菲的回报，相比实体济领域，虚拟经济的产权关系更为明确。

第三，煤老板们并没有从这一轮“国进民退”中得到新的产权与法律关系的洗礼，相反，由于产权被低价剥夺，他们的预期更不稳定、行为将更加短期化。

无论是谴责或者同情煤老板，都不应遮蔽我们对产生煤老板土壤的制度性分析，这一分析将让我们看到企业家精神的沦丧之缘，摆脱对单一阶层的道德谴责，进入更深刻的制度层面分析，并对目前以驱逐煤老板的方式培养新产业抱持冷静而客观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