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钱消得人憔悴

三年前就开始转型的李秋娥仍处于痛苦的磨合之中，她的转型之痛，一是被动的抉择，别无退路；二是跨度太大，原有的煤炭圈子灰飞烟灭，资金也就自然成了最头疼的问题。

同样有1亿的身家，同样在吕梁开过煤矿的李秋娥的转型，却远没有张子玉这样轻松自如。她不仅需要借钱，而且还借不到钱。同煤老板动辄宝马、悍马、宾利等豪车数辆相比，她的公司里最好的两辆车，也只不过是本田CR－V和别克。

早在2006年，李秋娥的煤焦厂就被吕梁下辖的汾阳市政府关闭，之后她转型成立了山宝食用菌生物有限公司，在自己老家的阳城村，当起了蘑菇大王。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对于推车卖东北小菜和开小饭馆出身的李秋娥夫妇来说，尽管这点苦算不了什么，钱却是个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煤焦厂的补助款还没完全到账，蘑菇厂前后投入就开支了近一亿，回报却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第一年不懂，种出的好蘑菇只卖10元一斤，品种差的只能卖两三块，一年下来，抛去开支，只挣了2000块。第二年，虽然情况好转，但也不尽如人意。

今年初，李秋娥下了决心，买专利上了一条蘑菇加工的生产线，可以生产蘑菇的罐头、速食小食品和营养品，设计年产量3500吨，自己的企业也成了华北地区食用菌加工的最大企业，自己的蘑菇不卖了，还收购别人的蘑菇，以备在秋交会上全面启动销售，不过此时流动资金却成了大问题。

眼看中秋节就要到了，这是小食品一年中销售最旺的季节，紧接着就是秋交会，李秋娥又希望公司产品一推出就能一炮打响，但这些都需要钱，只能看着干着急。

记者在一份李秋娥8月30日给汾阳政府的《发展情况汇报》上看到，山宝公司两条生产线的流动资金和生产基地扩展还需要4350万元，希望政府协助落实银行贷款和关闭煤焦厂的补助款。而据山宝公司总经理刘北鹏透露，真正的资金缺口可能有8000万元。

“资金是最大的问题。我不是没想过找煤老板融资。我在煤焦行业混了这么多年，认识的煤老板里有钱人多了，他们困难时我也帮过他们，可现在需要帮助时就一个也找不到了——他们看不上种蘑菇，觉得回报太慢，都不愿意投资。”李秋娥抱怨道。

煤老板朋友帮忙没指望，想向银行贷款也碰了一鼻子灰。“按理说我们有500亩的大棚，一个亿的固定资产，拿来做抵押还贷不到款？可实际上就是贷不到，银行就不贷给我们。”刘北鹏语气中很无奈。

李秋娥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小额贷款公司，但是她没有融过资，对小额贷款也是一窍不通。“我现在对采访一点兴趣都没有，如果你们的宣传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那我就接受采访，不然就算了。”从记者联系采访开始，她一直都在和记者“讨价还价”。

作为一个名声在外的转型煤老板，李秋娥几乎每天都要应付记者和各种评比，去年底一个记者做完采访，要求她给报销1万元的差旅费，她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老老实实地给了，但那人转头又来要更多，李秋娥只好说，公司真的没钱。

烦恼远不止这些。8月24日晚上，汾阳下了一场多年不遇的特大暴雨，尽管有防洪堤，公司上下所有人也都到了抢险第一线，但大部分的大棚还是被淹了，损失了几百万元，虽然上了保险，但李秋娥并没抱指望：“估计赔偿数额也就是杯水车薪。”

办销售许可证的过程也远比想象中复杂。质监部门的人几次说来验收，却一直未来，“据说是主管的两个部门的处长闹别扭”。记者采访的那天是李秋娥的心理最后界限——如果第二天再不来验收，就赶不上秋交会上的销售了。当天，李秋娥一大早就坐车去了太原公关，下午人还没回来，就传来两个坏消息：一是质监部门的人明天还来不了，估计要下周；二是李秋娥在回来的路上老胃病又犯了，人被直接送去了医院。

李秋娥第二次坐到记者面前时，脸还是黄的。不过，这次她身边多了一位贵宾——汾阳分管新农村建设的市领导，领导验过记者身份后，用地方话对她说“反正不要钱，就聊聊吧”，她这才开始放心讲述。

“种蘑菇太复杂，就像养小孩。”李秋娥说公司花费了10万元提供免费培训，带动了周边1000多户农民一起种蘑菇，但产品还是供不上。公司150多个员工几乎都来自本村和附近的村子，因为条件差，“外地人来了留不住”，而同样无奈的是，即便是本地工人也难办——他们大多原本是煤焦工人，对种蘑菇既不感兴趣，也不开窍，“外地人来了拼命学，学会就走人，本地人是白学还不想学，学也学不会”。

这就让原料供应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李秋娥一直叮嘱记者一定要帮忙发布一个消息：“山宝愿意无偿提供大棚，并以优惠价收购种出来的蘑菇。”李秋娥在汾阳市区的黄金地段还有一块70多亩的地，但她并不打算做房地产，而是想在那里建设一个蘑菇交易市场，部分解决原料供应的问题。除此之外，她在南通看到好多加工蘑菇剩下的边角料，觉得也可以买回来用。

李秋娥的困境，并不是煤老板转型农业过程中的特例。吕梁新闻办副主任彭斌对记者说，柳林县做红枣精华素的车安奎情况更糟糕，产品研发上好像出了些问题，公司从2006年挂牌到现在，都还没有量产。而在汾阳南边的孝义市，煤老板郭连生投巨资打造的田源阳光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曾被视为当地经济转型的典范，却在两起两落后，去年不得不关门歇业。?

李秋娥办公室书架的角落里放着一幅“奋斗”字样的条幅，但已落满灰尘，废弃不用。现在，她的桌前挂着一幅字，上面写着“天道酬勤”。

最好的时光已经远去

当第一批煤老板赚得盆满钵丰、风光抽身时，煤老板的黄金时期也早已随之远去——随着国家对煤炭行业监管、整顿力度更甚，政策收紧之下，迟到的接盘者还没来得及收回成本，谢幕的大帘就已经拉开——游戏结束，请离场。

但无论是张子玉还是李秋娥考虑的问题，对于忻州市宁武县的众多煤老板们来说，都还为时过早：巨额投资的煤矿甚至还没过一天工，就被宣告要清场。

来自宁武市郊的李老板就是众多一天工都没开的倒霉鬼之一。老家在温州的他手里拿了村里500多人的集资来到宁武，刚办完手续，却听说自己的矿由于不足0.8公里，属于被炸掉之列。

李老板一下子毛了，“我们的矿属于斜井，算起来面积1.5平方公里都不止！”好说歹说，终于不用炸了，但矿井仍然不能生产，每天还要花钱维护，每天净亏1万元。现在又赶上了这次兼并重组。他说，国家提出的兼并重组价格，等于是1块钱买了个茶杯，一天都没用过，现在就要7毛钱收走。

“这是逼着我们自杀啊！”据他介绍，忻州有一个开报喜鸟连锁店的老板同时也经营煤矿，整天愁眉苦脸，结果前两天吃饭突然钻到桌子底下不行了，没等送到太原就死了。而另一位因煤矿面积不足0.8公里矿井被炸的同乡，每天就是蹲在矿井那里哭。

在宁武县经营煤炭贸易多年的小关告诉记者，2007年前那一拨在山西挣到钱的煤老板早就走了，有些去了甘肃、内蒙、宁夏继续搞矿，其中相当一部分老板来自温州水头镇，他们转型后大多去做皮具，要不就是去上海搞房地产了。现在的煤老板跟原来买悍马炫富的那些人早就不是一回事了。

远在2000公里的温州，此次感受到的冲击似乎比山西本地还大。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从2003年起，温州资本就开始进入山西煤矿，温州煤老板最高峰时曾占到山西的60%，2007年有一部分资本抽身退出，但至少还有一半留在山西。这一轮兼并重组开始后，很多资本开始回流到温州，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今年1-3月，温州的存款从2000亿暴涨到4000亿，而这些钱，最后很多都流向了地产和股市。

在中国煤炭市场研究专家李朝林看来，这次兼并重组的性质和手段都与当年的“公私合营”相差无几，民营煤企不愿入股的原因还是因为利润没有保障。

他认为，现在煤老板们不愿签协议的原因，一是价格，二是担心那是空头支票。至于煤老板转型影响股市、楼市的担忧，则完全是杞人忧天，“满打满算就几千亿资金，就算全部投入到北京，以北京现在的楼价，能买多少楼？”

李朝林认为，现在山西的煤老板已经与当年那批不同，他们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参股煤矿也经过深思熟虑，这一轮兼并整合后，更多的煤老板可能会选择从生产型转向贸易型，也可能会有些做电子商务和期货，甚至有煤企会走出国门，去澳大利亚、蒙古、俄罗斯拿矿，参与国际竞争，真正会离开煤炭行业的资本，并不一定很多。

记者来到山西省发改委和煤炭工业厅，希望了解煤老板转型的情况，均被拒绝。但在政府方面看来，价格不公的问题并不存在。9月12日，山西省煤炭厅官员就小煤矿“贱卖”一事表态说，“赔本卖矿”是煤矿主间多次私下倒卖所致，让国家以市场价去收购小煤矿，并不合理。

据银行业人士估计，目前山西省民间煤炭老板手中至少有4000亿游资在寻找投资出路。在山西省政府上月出台的《关于促进民间资本进入我省鼓励类投资领域的意见》中，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公路、铁路、桥梁、城建、环保等基础设施领域和城市公交、燃气等市政公用设施领域，这些会是煤老板的新出路吗？

至少从目前看来，煤老板惜别的衣袖，还没有带走一片云彩。

“完了，现在的双池，已经完蛋了。” 这位来自山西平遥的小老板不无抱怨地说。双池镇主干大街旁的这家小店他已经租了三年，他目睹了这个小镇经济从高位迅速跌落，直至退化乃至瘫痪的全过程。

此前，小店一天平均能卖出四五百元的商品，但现在一个月也仅能赚出个房租来。一年4000块钱的房租，对于现在惨淡的营业状况而言，已是一种压力。他给自己排了时间表：再观望半年，如果生意还没有起色，他就回到老家去。

双池镇主干大街，长约两公里，路面齐整，行人不多。大街两侧，店面林立，但大多数已经停业，不少门脸外，赫然挂上了转让的标牌，或者直接贴了张打印的告示在玻璃窗上，上面粗粗写上了租金要求和店主的联络。

曾经人流如织、人声嘈杂的双池大酒店，一年来，生意冷清，现在每天的营收不到一年前的五分之一，在这里，服务员的数量，比客人还要多。因为没有生意，酒店门外原本密密麻麻停靠的黑出租，现在也仅有几辆还在百无聊赖地等客。蒙蒙细雨中，他们挤进一辆车子，一边吸烟，一边耍起纸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