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元旦一早有迎新年长跑登高活动，我计划六点要出门，12月31日晚听着窗外零点爆竹声响起，便关灯睡觉了。

　　迷迷糊糊的睡梦中，枕边的手机响起。开灯一看，单位领导发来信息“外滩出事了，速核，速去。”我知道当晚外滩是年轻人迎新年的好地方，人流高度集中，不由心中一紧。一看时间，凌晨一点二十。母亲被惊醒，问怎么了?我说“外滩可能出事了，得出去，我会注意安全的。”未等母亲叮嘱，我已关门下楼。

　　一边下楼一边刷微博微信，知道可能是踩踏事故。单位值班老师的第一波消息已经发出。出了小区顿感冷风刺骨，赶紧把羽绒服拉链拉上。打上车，直奔收治伤员的医院。

　　单位的微信群里已经忙开了。一条条信息，如同一道道调令，文字、摄影、音视频记者分别赶往现场和收治伤者的医院，后方安排人手统筹接应。团队的力量，让我心里暖和许多。

　　到了医院，我直奔急诊室。大厅里挤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还有不少维持秩序的民警和医院保安，只感觉白色的灯光和墙壁好晃眼。家属们围在一个入口处，脸上都写满了忧虑和焦急。偶有一两个医生，步履匆匆地走过。

　　“赶紧采访现场目击者或者伤者家属，把现场大致情况先还原出来。”我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环视周围，都是表情凝重或带着泪水的脸，让我不忍心去问他们当时的现场情况和亲人朋友的伤势。但我必须开口。

　　第一个采访对象是吴涛，一位22岁的安徽小伙，他衣着比较整齐，神态和情绪都还较为平静。他的描述，印证了大家对事故现场的估计：拥挤的人群，有人往上挤有人想往下，喊叫，摔倒……晚上11点40左右、外滩陈毅广场、台阶处，这是第一波信息。万幸，他没有受伤，也没有亲人在医院，他将一位素不相识的受伤女孩送到医院。

　　“外滩18号三楼窗口有人撒钱，引起了人群骚动和混乱，听到有人喊叫是美元。”这一信息，也是吴涛第一个告诉我的。

　　另一个印象深刻的是殷女士，当时她脸色苍白，头发凌乱，神情悲伤而茫然，另一位中年女性陪护着她。我判断她应该是核心区域的目击者，所以狠了狠心开口询问。她告诉我，当时非常拥挤，阶梯附近没有人维持秩序，有几个年轻人在阶梯上拥挤起哄，有人高声呼救但声音淹没在嘈杂的人声中，警察挤不进人群在不远处向他们喊着什么……然后就是她摔倒、尖叫、被踩、找不到同行的亲人与孩子。

　　她向我描述了后来找到儿子时孩子的情况，并含泪哀求“记者，能不能帮我进去(抢救区)打听下我儿子的情况，求求你了……”我无能为力，只能好言劝慰。

　　20出头的余小姐当晚是跟同事朋友一起去跨年的，她24岁的同事受伤入院了。她告诉我，受伤后不少人就地开始自救，很多伤亡者是年轻女性，她没看到有人在对面街上“撒钱”……

　　凌晨4点半左右，我和摄影记者从医院回单位。路上很难打车，我们在寒风中走了两个路口，冻到手指发麻。一位已经准备交班的出租车司机好心送了我们一趟。到单位后，我便开始写稿……头一抬，天已大亮。

　　早晨七八点，好多原本应该休假的记者，都陆续赶到单位，原本对家人承诺的元旦出游计划，不得不“又食言了”。来不及寒暄，一个短会后，每个人领到各自的任务，分头忙碌起来。单位里，不时听到一声声对值班领导的催促：我稿子入库了，赶紧签发。再一抬头，中午12点多了。领导让大家把手上工作放一放，先吃饭。结果大家都嚼着食品敲打键盘。领导欲言又止，叹了口气回到办公室。

　　下午1点多，两路十多名记者又分别赶赴医院、公安局，获取最新的消息。

　　在黄浦公安分局，我见到了三位昨晚在一线执勤的民警，以及很多一夜未眠的警察朋友和媒体朋友。重压之下，气氛很凝重，说话都有些小心翼翼，彼此不想刺激到本已敏感的神经。1日晚，民警们还要继续顶着压力值守外滩，不知他们的沉重心情和辛劳又有谁会挂念。临走，不知该怎么打招呼，只是拍了拍一位警察朋友的肩膀，说了一句“辛苦!”他也拍拍我肩膀回了句“你也是。”

　　回到单位继续写稿，期间有民警来询问情况，认真、仔细地一一回复。晚饭又是外卖，我最后一个去吃的，看到剩了不少。同事们说，“胃口不好”。

　　晚上九点多，大家陆续收工。我跟两位同事在办公室抽了两支烟，不知道说点什么。本来说聊稿子，后来变成了聊人生。

　　外滩、或者说上海所聚集的人气，正是所有人的爱所积累的。喜欢并且信任，才愿意半夜里冒着刺骨寒风，来看五彩灯光变化，来听滔滔江水东去;才愿意在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都和最爱的人一起来到上海的地标，欢呼、拥抱、亲吻，感受“魔都”带给他们的高大感、时尚感、惊艳感和兴奋感。没有丝毫怀疑，会有人被瞬间夺去生命。

　　人们喜欢上海，愿意来到这里，愿意成为这里活跃的一分子。那么，上海，请坚强，请努力，请化悲痛为力量，用更高效的管理、更机制化的应急预案，来承载人民的托付和信任。世界一流城市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总会历经坎坷，才会不断改进、完善、成长。成熟源于坚强。上海，不要辜负大家的厚爱，也不要怕没逻辑的嘲讽，守卫你的海纳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