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上云霄

　　“国际游击队”是供职于中国一众航空公司的外籍飞行员。面对中国飞行员紧缺的困境，外籍飞行员已成为中国航空公司在全球争夺的资源。

　　一个直观的例子是，在服务于航空航天界人士的Flightglobal网站上，中国大小航空公司的招聘机长的广告随处可见。它们打着提供“Excellent”薪酬和福利的诱人广告，不少公司甚至直接标明价码——年薪20万美元以上。

　　《东方早报》去年9月刊登的一篇报道称，从2003年开始进入中国航空公司或飞行院校后，民航局已为近1800名外籍飞行员颁发了中国驾驶员执照。

　　朱驰东很羡慕这些拥有“自由身”的宠儿。作为驾驶A380执行含金量最高的洲际航线的中国籍机长，他现在的税前收入大约是90万元，远低于外籍飞行员的薪酬，甚至低于一些民营航空公司飞行员的薪酬。

　　“不少飞行员并不是为了赚更多钱才提出辞职的，职业生涯遭遇天花板，不认同公司的管理制度，想更多照顾家人，乃至感觉自己不合群，都有可能成为辞职原因。”朱驰东说，多数飞行员提出辞职后，航空公司的应对措施令人愤懑。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称，在飞行员集体发布公开信后，9月6日，民航局召集国内各航空公司进行了一次电视电话会议，除了要求各航空公司“不要再提出天价赔偿”激化矛盾，依然坚持要“按照2005年的五部委意见去处理飞行员辞职之事”。

　　在接到《南都周刊》记者希望就公开信一事进行采访的电话后，国航副总裁樊澄以开会没有时间为由，挂断了电话。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副教授许凌洁曾与国内诸多航空公司和飞行员进行过交流。她认为现行的飞行员管理模式已经违背了法制精神，需要进行修改调整，“应该制定出新的，能够保护劳资双方合法权益的制度出来”。

　　许凌洁支持企业在“谁投资，谁受益”的理念下维护自身合法利益，“企业利益受损，会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积极性”。但她强调，“公开、民主的讨论纠纷，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在公开信发布后，飞行员们频频在微信群里贴出各自公司的应对之策。张颖的手机上保留着一位山东航空公司飞行员发布的内部通知，要求飞行员“千万不要参与此类非组织性的联名诉求活动，以免形成群体性事件，给个人职业生涯带来不利影响”。

　　“这不是在威胁人吗?”张颖晃着手机大声说道。跟停飞已久的赵洪一样，张颖也已对冲上云霄意兴阑珊。现在，他们都把精力投入了在接受媒体采访，找律师请教法律知识，在微信群里商讨维权事宜上。

　　这天夜里，赵洪邀请张颖在一家路边餐馆吃了顿自助火锅。“我对未来抱有信心”，赵洪边吃边乐观地说，他已经将恢复飞行员自由流动的举动上升到“个人使命”的高度。在打了几年官司后，他说，自己“骨子里的斗志已经被激发出来了。”而对于渐行渐远的飞行员一职，赵洪已视为可有可无之事。

　　张宇对赵洪的乐观精神感到欣慰，但他猜测自己将面临尴尬，“也许不久后我就得在保安陪同下才能进入公司大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