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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黄色校车排成一个车队，整齐地行驶在辽东某个小城镇的马路上时，会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某种错觉，仿佛见到了在许多好莱坞电影里才能见到的镜头。

        的确，9月18号下午3点来钟的宽甸县下露河镇，六辆校车送完回家的学生们，返回镇上的中心学校，人们见到的便是这样一幅场景。

        车子稳当地停在了下露河学校的操场上，六个校车司机陆续走下车来，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聊天。

        “你瞅瞅，多美丽的风景，别说是孩子们了，就是我们这些大人，看着也高兴。”张连明斜靠在他那辆车号为“辽F72640”的中巴车上，乐呵呵地说。

        在他视线所及的地方，操场上空荡荡的，孩子们都已经平安回家。明黄色的校车排成一列，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金灿灿的光芒。

        不过，校车不仅仅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在它们出现之前，宽甸的农村孩子上学难，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这是个地处辽东山区的边境县城，隔着蜿蜒的鸭绿江，和对面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遥遥相望。从2003年开始，这儿实施了新的教育体制，撤销了原本散布在各个村子里的村级中小学，在各个镇子上新建了12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学生们平日寄宿，周末回家。

        实施这个政策的目的，是为了“集中优势的教育资源，提高教学质量”，但对于大多数家在农村的孩子们来说，怎样上学，却成了一个大问题。几乎每个当地人，都能说出几个类似的故事。

        有些故事是残酷而血淋淋的。

        2007年11月的某个镇子，两个小学生坐着当地的农用小四轮上学，在山路上和迎面而来的一辆吉普车相撞，一死一伤。

        4个月后，在另一个镇子上，一个父亲骑摩托车送他小学二年级的女儿上学，到学校门口，小姑娘和爸爸挥手告别，穿过马路往学校走，却被一辆飞驰而过的客车撞上，这个父亲眼睁睁地看着女儿死在自己面前。

        大多数的故事，听起来是那样地琐碎和烦乱。

        每到学生放学的周末，或者是上学的周一，宽甸各个城镇学校的门口，便被各种车辆围得水泄不通。从过路的正规中巴，到早已过了报废期限的“黑车”，从农用拖斗小四轮，到在车缝中穿梭的摩托车，都成了孩子们的交通工具。

        但无论什么车，都有着一个共同点——超载。定员四十人的中巴车，最多的时候，能挤上百十来号人，甚至有时候，连车顶上都爬上了人。原本用来运货的拖斗小四轮上，也能爬上十多个学生，就连摩托车，载上三四个学生也是常事。

         对于超载，老师和家长们的心态也很矛盾。一方面，人们知道超载的车子极不安全，可另一方面，如果不超载，孩子们该怎么上学和回家呢？

        通往学校的路实在太远了，4000多名寄宿生的家，分散在面积6115平方公里的各个山村里，距离镇子最远的村子，车程有50多公里。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上学路上都得花费两三个小时。

        最难熬的是寒冷的冬季，纷飞的大雪会埋住山路，车行缓慢，平常开上半个钟头的路程，甚至要熄火三四次。有时候雪实在下得太大，几百名学生回不了家，只能滞留在学校里。

          现在，这12辆黄色校车的出现，对于饱受上学之苦的农村孩子们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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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见过迎着太阳绽开花瓣的向日葵，那么你就可以想像出这12辆校车的颜色。

        在涂着温暖的明黄色的车身中部，用绿色的汉字和拼音字母，醒目地标出了“学生专用车”的大字，在车身稍微靠后一点的位置，写着另一行大字——“托起明天的太阳”。

        校车的制造者们，还为这些“明天的太阳”们，设计了许多人性化的细节。

        车子的头部有一个棋盘大小的方框，上面有表明学生的卡通图案，车子开动的时候，这个卡通小人就会闪烁绿色的光芒，数百米外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这些中巴的车厢内部，要比普通的客车宽出几十厘米，上车的台阶，适当地降低了高度，两边都有扶手。登上车后，会看见略为宽敞的座椅，每个座椅靠背的顶端，都有一条为乘客特设的安全带。

        在司机的座位后面，固定着一个红色的灭火器，每个月，它们都会接受两次严格的检查，如果有破损或者其他质量问题，就随时更换。

        在灭火器的车体上方，还有一个放置安全锤的小卡座，孩子们都受到过相应的培训，万一车子出现险情，只要用锤子“敲玻璃的四个角”，那些特制的钢化玻璃车窗，会碎成“连在一起的蜘蛛网”，再用力一撞，就能成为逃生用的“安全通道”。

        不过，校车运行一年来，这些安全措施还一次都没用上过。“我希望，它们永远不会被用上。”车队队长刘志海说。

        对于宽甸这样一个小县城来说，校车的运行，是一个牵涉到财政局、交通局、教育局等多个部门的“系统工程”，但对于刘志海和这些一线校车司机们来说，承担了最为直接的压力。这些压力，来自于人们对于校车运行“必须百分百安全”的要求。

        压力从招聘司机时候就开始了。承接校车运行任务的宽甸县东运公司，制订了比招聘普通司机高得多的标准，它们包括：年龄在40周岁至55周岁之间、驾驶过程中从来没有出过恶性交通事故、性格稳重、为人父母，而且家里的经济状况不能太差。经过严格的筛选，报名的50多名司机只留下了14名。

        对于校车运行过程中的规章制度，也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司机不允许抽烟，也不许接手机，如果有非接不可的电话，必须把车靠边停在空旷的地方。当车上有学生时，行驶时速不得超过60公里。如果超速，发现一次罚款200元，第二次罚款500元，第三次就直接开除。

        更为严格的是禁止超员的规定。一辆校车满载是40个学生，加上司机是41人，绝不允许超载。

        在司机们心里，这是一条“高压线”。宽甸是个小县城，几乎每个司机都在路上遇见过自己的亲戚或者朋友想要搭顺风车，但他们只能摆摆手，表示拒绝。

        开除的制度绝非虚设，2009年的新学年刚开始，刘志海就真的开除了一个校车司机。原因除了屡次超速行驶、中途上客外，这个司机还不注意自己的形象，经常在校车上说脏话。

        “我要求他们对学生们就像对自家孩子一样，自家孩子坐车，你会吊儿郎当吗？”和刘志海一同负责校车管理工作的宽甸教育局局长李平荣拿着一叠校车学生的名单，指着上面的名字说，“一辆车四十个学生，这背后是多少家庭？父母把他们交到我们的手上，这是如履薄冰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