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米高的灰色高架桥桥墩，在眼前仿若庞然大物。父亲想找个地方祭奠，却也有些茫然。他被两个男子从左右搀扶着，倚着桥墩找了个较高的土墩，拿出儿子的照片，“扑通”跪下，号啕不止，再也没有气力站起来。

　　20岁的陆海天在相框里，双手插着腰，脸庞昂起，穿着蓝色的运动短袖。这是一张略微仰拍的照片，显得1.7米的小伙子比实际高大许多，不只是平日里的文气。

　　7月29日，算起来是“7·23”发生后的第七天，亲人们相信这是亡灵回转的日子。他们带来了百合花、水果、糖果，点燃了香烛。父亲的哀号中只能隐隐听清“你还太小，太小了啊”，一身黑衣的母亲在喊“孩子，回家，回家吧”。亲人想把跪着的父亲拉起来，上身刚被扶起一点，他的身子就沉沉地往下坠。

　　陆家带来了一个透明的塑料盒，在桥下铲了几掊湿土装了进去。父亲终于被扶了起来，亲戚想平息一下他的痛苦，带他离开土堆。表情已经扭曲的父亲，却瞥见了路边一枝被摘下来的荷叶，在灰土中显得青翠异常。他挣脱开亲人，走到荷叶边蹲了下来，双手捡起叶子，轻柔而又庄重地将它折叠起来，放进了塑料盒。

　　不远处就是一片盛夏的荷塘，荷叶已经长得快有一人高了。父亲想带走儿子殒命之地的哪怕一点点纪念物，让孩子的亡灵能沿着陌生的铁路线边，一点点找回家。他的动作是那样缓慢而又小心翼翼，仿佛在探寻，儿子生前最后一眼看到的，会是这片土地上的哪个景象？他想把这个景象带回家。他久久不愿离开，好像一旦自己走远，就真的承认了这场告别。

　　此刻，温州某电台的节目里，正在讨论一个话题：“如果你的人生能够和某个人的人生交换一小时，你愿意选择哪个人？”这本是一个和“7·23”事故无关的话题，但是，如果陆海天的父母听到此话，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最愿意和儿子去交换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小时。除了陆海天的父母，40个转瞬即逝的生命里，还有多少个亲人，也愿意用自己去替代被列车带走的挚爱？

　　他们忍不住一遍遍去回想，在冰冷扭曲而黑暗的车厢里，死去的亲人在最后一刻，怎样与死神做无助的抗争？如果早一个小时或一分钟被救出，他们的气息是否还能延续？在接下来无数个需要祭奠亲人的日子里，这些来处理善后事宜的亲人们，又将怎样去向那些很难相信高科技会致人死命的白发长者解释，这本不该发生的一幕呢？当年幼的孩子逐渐长大，他们再来追寻今天的事故，如何能不留心结地坦然面对呢？他或她的死，给以后还要坐这些列车的人们，能留下什么样的启示和教训？如果今天放过一个个过错，是不是又会为明天的悲剧埋下伏笔呢？

　　这一长串问题，却不知道该问向谁？比偶然的命运无常更可怕的，是人们从中看到了各种必然，却显得有些无能为力。

　　7月30日，是距离D301动车司机潘一恒遗体被发现的第七天，64岁的父亲、59岁的母亲，潘一恒的妻子和7岁的儿子也来到桥墩下痛哭，儿子怀疑这个陌生的祭拜之地是否把爸爸给“收掉了”，呼喊爸爸快回来。

　　潘一恒开了整整18年火车，他和同在这条线路上奔跑的同事一样，相信动车的绝对安全。系统遭雷击出现大的故障，或是信号灯出现严重问题，在他们看来与高速列车扯不上关系，更像一个低级玩笑。在动车组工作人员接受的教育里，高科技带来高效率，也带来了高度安全。在铁道部和整个社会超速发展的呼啸声中，潘一恒与另外39名遇难者一样，在仓促中成为速度的牺牲品。

　　“一个工程，发展速度和风险是成正比的。尤其在超速发展时，超出你的能力，超出员工素质基础的时候，大踏步飞速的超能力发展，带来更大风险。”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国务院应急专家组专家刘铁民这样说，“铁道部管这叫‘跨越式’发展，铁路线建设和机车速度是跨越了，但是安全管理水平是否同时实现了跨越发展？”其实，高科技与人，到底谁在控制谁，是信息化时代一个早已被讨论过无数遍的命题。只是在打上了“中国特色”的烙印后，技术被赋予了更为复杂的使命。

　　高速列车绝对安全，也是公众在近几年一再被灌输的概念。随着既有铁路线逐步退出历史，高铁网络全面覆盖，我们无论欣喜或担忧，似乎只能别无选择地，接受它的一次次“创纪录”。在名为“中国号”的这趟大“列车”中，我们每个人身不由己，都是乘客。采访中，一位铁路职员说，他退休的父亲在铁路系统干了一辈子，听说动车事故后，沉默半晌，问了一句：“中国人，真的这么赶时间吗？”

　　在温州双屿镇下岙村，从40个生命消逝到甬温线恢复通车，不过30多个小时。事故原因尚未彻底明晰前，一车又一车的乘客，仍旧被带着高速奔跑。掩埋过出事车头的大坑很快会被填平，亲人痛苦的哀号，不时被头顶上每隔一二十分钟呼啸而过的动车淹没。

　　我们的遗忘将同样快速。只能在心中为死难者树立起纪念碑，愿他们离去的道路平静安稳，不再有超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