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中，社会救援的组织性和专业性超过了‘5·12’汶川地震。尤其是来自民间社会的救援，自发、及时、高效，令人感动。但是，缺乏一套应对事故的技术性的救援标准，可能是这次事故救助中的最薄弱环节。”

　　27日，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国际经验来看，灾难发生后尽快总结教训，建立一套应对同类事故的救援技术标准，比追究“人的责任”更长远，更可靠。他曾担任过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

　　“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温州市民第一时间自发献血、出租车志愿者服务队往医院运送伤员、项炜伊在特警的坚持下获救并得到及时治疗、珠海政协委员陈利浩发起有近百万网友响应的微博捐款……这些救援举措在王振耀看来，都显示了我国社会应对事故的专业化程度在加强。

　　“如果说‘5·12’汶川地震是一次集合国际力量的救援，那么这次的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就是一场本土救援的范本，考验的是温州地方的应对能力。”他坦承，“事故发生在晚上，但无论救援队伍、技术装备、医护力量还是志愿者组织，都行动迅速，高效有序，尽管不是尽善尽美的，但总体来看，社会与政府两方面的救援力量正在互动与融合。而且可以说，如果没有民间社会的踊跃参与，很难达到这样的效果。”

　　但王振耀同时表示，在他看来，此次事故救援当中也暴露出了一个不足，“那就是缺乏在应对同类事故时的技术反思。”

　　王振耀告诉记者，从国际经验看，目前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在应对突发灾难、事故时，都有一套细致、准确且可操作性强的救援技术标准，而这些标准，大多正是从“血的教训”中提取出来的。

　　“比如1998年德国高铁脱轨事故之后，德国进行了长达5年的技术调查和审判，在此基础上公布了一份新的铁路安全方案；美国2005年遭遇卡特里娜飓风之后，召开了一系列关于卡特里娜飓风的听证会，先后有近100本听证会的报告公开出版，报告不仅总结了政府在飓风救援中的17条教训，还针对这些教训提出了125个改进政府应急反应能力的特别建议；日本2004年新干线因为新泻地震脱轨后，除了加固高架桥和轨道枕木的抗震系数，也制定了一套应对标准，确保在发生事故的第一时间，人们知道打哪个电话，敲谁的门。”

　　王振耀认为，中国在许多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相比追究‘人的责任’，尽快建立一套应对同类事故的标准方案，才符合现代社会应对灾难的救援需要。”他说。

　　在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的救援过程中，很多人会被这个细节所打动：温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支队长邵曳戎，拒绝了铁路部门“吊离第16号车厢”的命令，坚持原地搜救，救出了最后的幸存者——项炜伊。“公众对这名‘不听话’的特警充满钦佩与赞誉，这很正常，但在我看来，特警‘强硬坚持’的背后，恰恰暴露出我们在应对列车脱轨事故时，还没有建立起一套统一、明确、细致的救援技术标准。”王振耀表示，“因此从长远看，我认为应对事故的标准建设、程序建设和预案建设，比‘查人’更重要。”

　　王振耀同时表示，我国需要加快建立应对灾难、事故的技术标准。“比如在应对灾难时，民政部已经要求‘24小时救灾物资到位’，就比此前的‘及时’、‘尽快’等标准，更具有了可操作性。”他说，“但是，我们制定标准的步伐，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程度。大到地震、洪水等灾害，小到安全生产事故，都需要一套应对标准。我们经常看到，施工现场密密麻麻的安全生产事项，都是‘坚守岗位’、‘戴安全帽’等宏观指令，可是，万一出了事，找谁，打哪个电话，这些细微之处都需要固定下来，规范起来的行为标准。”

　　“‘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更催促我们尽快制定这样的标准。让这一次事故中的‘手足无措’，都成为下一次事故救援中‘井井有条’的铺路石。”王振耀最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