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莘县“11·11”特大道路交通事故追踪

2010年11月11日，山东省莘县发生一起特大道路交通事故，村民朱连春在堂妹的婚宴上大量饮酒后，从邻村驾驶农用三轮车拉载同去送亲的妻子、儿子和叔伯、弟兄、侄子们共21人，在回家途中与一辆大货车相撞，此次事故造成包括朱连春本人在内的16人死亡，6人受伤。
遍地的尸体和鲜血不但吓坏了附近经过的村民，惨痛的事故后果也震惊了全国。

要命的喜酒

2010年11月11日，山东省莘县城关镇黄河村村民朱福海的二女儿朱秀洋出嫁。按照当地风俗，朱秀洋的几十位亲属均到男方家喝喜酒。包括叔叔朱章印、朱章勇、朱章新，堂哥朱连春、朱新春和几个侄子都参加了送亲队伍。尽管从中午就开始喝，但当地习俗是，女方送亲的人必须要一直喝到天黑才能返回，否则是看不起婆家。而且风俗又约定，结婚当天男方只管接女方的亲属而不能送。送，即有不欢迎、不尊重之意。
一切程序皆按风俗习惯进行。
天黑的时候，朱秀洋几位年长的亲属先回家了。看到驾车来的朱连春喝了不少酒，男方亲属劝其找人“代驾”。但是，朱连春没听劝说，执意自己驾车回家。同来的亲属挤满了三轮汽车(即原农用三轮车，俗称三马车)的后车厢，他们当中并无人提出反对意见。
从朱秀洋的婆家到黄河村约5km的路程，朱连春驾车牌号为鲁P9V538的三轮汽车沿333省道以每小时60多km的速度行驶。三轮汽车驶上郑庄大桥时，突然开向对面车道(据说是对面灯光太刺眼，使他把握不住方向)，与拉砂石料的鲁J62755大货车迎面相撞。接着，三轮汽车被大货车挂住并推行了20余m后才停住。
此时大约是19时10分，离朱连春家还有1km路程。
几分钟后，交警赶到现场。莘县交警大队事故科科长李兆朋说，自己干交通事故处理工作十几年，还是头一次遇到现场如此惨烈的事故。
地上躺着很多人，已严重变形的三轮汽车与大货车挤在一起，两车中间夹着驾驶员，血肉模糊。而三轮汽车的后车厢已在与大货车的剧烈撞击中被甩出很远。
民警在初步勘察现场时发现，现场共有22人，其中驾驶员与一大约三四岁的男童当场死亡。经核实鉴定，驾驶人名叫朱连春，死去的男童是他3岁的儿子。
事后，据知情人说，朱连春对儿子朱建宇非常疼爱，以致堂妹婚礼当天一直将其抱在自己怀里，甚至驾车的时候也不例外。可悲的是，他的“爱”却葬送了孩子年幼的生命。
民警还发现，大货车在与三轮汽车正面撞击中也损毁严重，前挡风玻璃被撞碎，方向盘高高翘起。驾驶人逃逸。
尽管莘县方面立即采取了抢救措施，用最好的医生和最好的药品。但在事故中受伤的当事人，还是一个接一个停止了呼吸。其中，包括另外3名最大不满6岁的男童。
次日，也就是11月12日的中午，事故死亡人数达到16人。
事故造成的死亡人员中，除了年龄最大的朱章河58岁和5个不满6岁的儿童之外，绝大多数为20至40岁的青壮年。
据黄河村村民介绍，“11·11”事故之后，朱家的老人暂时将全家人都集中到一起居住，以共同抵御痛失亲人的哀痛。失去了那么多男青壮年，新寡妇们面临着生活的抉择，当地政府则正在为失去儿子的老人们安排养老的事宜。
事故发生后，有关部门很快将三轮汽车驾驶人朱连春的血液送交司法机关鉴定，发现其体内的酒精含量达到168mg/100ml，属于严重的醉酒驾车。而在黄河村村民们看来，真正酿成车祸的根源是“家里没有明白人”。按照他们朴素的理解，如果家里有个“明白人”当时能出来阻拦一下，不让醉酒的朱连春开车，完全可以避免祸端。
据了解，绝大多数黄河村村民的经济收入来源于种植大棚蔬菜。因此家中基本都有类似的三轮汽车(相邻的高唐县就是三轮汽车主产地)当做代步和运输工具。每逢年节，或者走亲访友，多数人都乘坐这种交通工具。在朱家发生酒后驾车、三轮汽车非法载人事件，绝不是孤例。
但“11·11”事故过后，情况正在发生着变化。黄河村一位孙姓村民对记者说：“以前交警到村里发宣传材料，用大喇叭广播不让酒后开车、不让三轮汽车载人，俺们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估计没人敢不把交通安全当回事了。”

8t货车装了52t砂石料

11月15日，发生“11·11”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后的第4天，逃逸的鲁J62755大货车驾驶人耿庆红到莘县公安部门投案了。警方随即依法对其采取措施。
警方面前的耿庆红目光呆滞，下巴包着纱布。负责处理该交通事故逃逸案的莘县交警大队事故科科长李兆朋说，耿庆红自己至今不能清晰地回想起事发当时的情况，只有一些模糊记忆。他供述，自己只看到333省道对面有一些微弱的灯光，当看清时，对面的车已经行驶到自己的逆行方向，他立即“急踩刹车，紧握方向盘”，可根本刹不住了。大货车挂住对面三轮汽车后，推行20多m才在惯性消失后停下来。强大的冲击力，还让耿庆红紧握的方向盘向上直竖起来。由于大货车方向盘在驾驶人腹部位置，耿庆红保住了性命，若是换做一般小汽车，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耿庆红对车祸的最后一个记忆画面，是对面三轮汽车的后车厢向他飞来，砸在了大货车的挡风玻璃上，巨大的冲击力导致他被撞成严重的脑震荡。
事故发生时，鲁J62755大货车上还有一个人，即副驾驶人田义柱。当时，田在后排座睡觉，巨大的撞击把他摇醒，他意识到发生交通事故了，并同时发现耿庆红趴在方向盘上，就使劲摇摇他想叫他起来。可是耿一动没动。田下意识觉得，耿可能被撞死了。惊吓之中，他逃向附近的村子，找到电话，先是给莘县公安局110报警，后通知了家人将其接走。
而耿庆红一会就醒过来了，意识到撞车了，他也跌跌撞撞向东平县居住地方向逃去。当晚，莘县警方根据出城卡口的监控设备发现耿庆红的行踪，连夜派人前去追查。回家后的耿庆红也感到了事态严重，11月15日，他到东平县公安局投案后，由当地警方送往莘县。
莘县交警大队事故科科长李兆朋介绍，耿庆红驾驶的鲁J62755大货车违法形态至少有5项：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符、严重超载、非法改装车辆和交通肇事逃逸。事故发生时，大货车在靠近黄色实线的最内侧车道行驶，这条车道是不允许此类车型行驶的；耿庆红持有的C3驾驶证只能驾驶三轮汽车，他驾驶的大货车需持有B2以上驾驶证；货车核载7.99t，实载52t砂石料；鲁J62755大货车非法改装；交通肇事后，耿庆红逃逸。
据了解，鲁J62755大货车的驾驶人耿庆红是车主庞茂新的叔伯姐夫，而另一驾驶人田义柱是庞茂新的小舅子，二人均受雇于庞。车主庞茂新向警方供述，鲁J62755大货车购于2008年6月并上牌。2009年初，他到一家改装门窗的电气焊门市部将车帮加高了30cm，并加装了一个后车轴，用以装载更多的货物。
李兆朋说，事故处理过程中，民警用小货车一车一车卸载大货车上的砂石料并过秤，竟然称出了52t的质量，超载达550%，实在触目惊心。鲁J62755大货车从2009年改装后，已经在路上跑了1年多。谁能说清，期间对多少不特定的交通参与者有过潜在的安全威胁。“11·11”特大事故调查专家组成员、同济大学教授潘晓东从车辆性能指标证实，在与三轮汽车相撞瞬间，大货车驾驶人采取了紧急制动措施，但是由于超载严重，车辆无法立即停下，所以推行对面三轮汽车20多m，加大了事故损害后果。
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为了发展经济，当地对超载车持宽容态度，对运输生鲜物品、煤炭等能源物资的超载车辆，政府甚至还发放了免检通行证。多年来，交警部门一直在查处超载，但是这个痼疾并未得到消除。由于一部分超载车不受控制，也让一些人看到了空子，于是，超载大行其道。但是，真的要用生命的代价去发展经济吗?

迟到的护栏

一方是醉酒驾车、三轮汽车非法载人，再加上逆行；另一方是严重超载、不按车道行驶、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车辆。如果这些交通违法形态能减少一个，也许就不会发生“11·11”事故。但恰恰就是这么凑巧，所有的因素都凑齐了。
11月19日，一条崭新的隔离护栏矗立在333省道郑庄大桥上，施工人员还在一路向前铺设。
这是一条迟到的护栏。2009年10月，莘县交警大队曾向县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进行整改的报告》，对辖区省道和城区道路交通事故隐患路段进行逐一排查，333省道东升路(郑庄大桥为其一部分)即在“应安装道路中心隔离护栏”一栏中，县长当时就已经签署意见，要求县交通运输局和住建局联合落实。事隔1年，这条护栏仍没有安装上。
根据山东省政府的规定，全省范围内所有双向四车道以上的道路，均应安装道路中心隔离护栏。这条护栏之所以迟到了1年，莘县有关方面的解释是，省道事权在山东省交通厅而不在他们这里。而省里的规划是用3年全部安装完道路中心隔离护栏，今年是第1年，因此是否还没有规划到这里，不得而知。
所以，事故发生又增加了另一个巧合因素：一条迟到的护栏。如果这条护栏早到1周，可以肯定，朱连春不会驶向逆行车道，即使发生事故，也不会有如此多的人死伤。

暴露多重管理问题

“11·11”特大事故调查专家组成员潘晓东指出，事发当地新建道路安全设施不到位现象比较突出，很多路段没有安装道路中心隔离护栏以及必要的灯光设施(包括发生事故的郑庄桥路段)，出现了“路多了、路宽了，但是事故也多了”的问题。这笔欠账付出的代价将是人民群众的财产和生命损失。
另一位专家组成员——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殷朝阳则指出，据调查，事发地三轮汽车载人现象(一般乘坐三五个人)比较普遍，大量的交通参与者交通安全意识淡薄，反映出交通安全管理处于失控状态。特别是对交通违法的显见性环节没有控制。像“11·11”特大事故，三轮汽车非法载人、大货车加高护板和超载都是一目了然的，而且，三轮汽车从出发地行驶了4km左右路程，交通违法状态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如果当时交管部门在路上安排了勤务，完全可能当场消除违法状态。
笔者了解到，针对农村地区出行难、农民乘坐三轮汽车比较普遍的现象，全国早在3年前就开始推广“云南经验”，由地方政府牵头并给予补贴，相关部门参与，在乡镇建立客运站，实行农村客运公司化经营。但是时至今日，事故发生地仍有如此普遍的三轮汽车载人现象发生，说明这项工作仍有待于进一步推进。
事故同时暴露出当地交通安全宣传工作薄弱的状态。“11·11”事故双方当事人身上发生的醉酒驾车、三轮汽车非法载人、严重超载等近10种交通违法形态，绝不仅仅是同一时间上的巧合。为什么朱连春执意酒后驾车？为什么那么多亲属乘坐他的车而不感到害怕？为什么耿庆红敢超载44t砂石料并且长期在路上跑？毋庸置疑，这些长期存在的交通违法形态是交通参与者安全意识淡薄的表现，但也说明当地宣传教育工作不到位，人们对交通违法习以为常。黄河村的一位孙姓村民所说的“尽管交警经常到村里发宣传品，但村民们根本没往心里去”的现象，指明他们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工作只是程序性的，而不管效果如何或者有没有效果，处于一种被动的、应付式的工作状态。
笔者了解到，事故发生后，聊城市、莘县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都感到压力非常大。市、县两级政府已多次专题研究事故善后和事故预防工作，领导们更是包片驻点、亲自盯守。“11·11”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有一句关于交通安全工作的表述，让他们有了更加刻骨铭心的感触：决不能“有钱买棺材，没钱抓药防病”。
但愿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编辑 韩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