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决定的命运

　　访谈结束后，李师傅带我们到小城的中央公园散步。公园主干道旁摆放着“咱们工人有力量”、“向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煤矿工人致敬”之类的雕塑。公园里花木盆栽都是10几年前的样式，这一切既在诉说着这个小城曾经的辉煌，也在表达着它如今的落寞。

　　公园里散步的工人许多拄着拐杖，腿脚似乎都不太方便。矿里上了年纪的人大多患有风湿，对此他们有一套解释：“矿里潮湿，很多地方都有积水，同时风又很大，我们下井时穿着棉袄，但干起活来身上出汗，毛孔张开了，一些工人把棉袄脱下来，风灌进了毛孔，这样就得了风湿病。”

　　一位60多岁的大爷过来和我们聊开。他是李师傅的老同事，现在已经退休了。一直咳嗽的他，从事井下工作30多年。井下工作面到处弥漫着煤灰、粉尘和有毒气体，而且几无保护措施，粉尘直接吸入，再加上年轻时和很多工人一样爱好吸烟(这也是他们唯一消费得起的消遣)，咳嗽很正常，没有像几位工友一样患上矽肺就比较幸运了。在这里，和许多工人说话都要大声喊，听力损伤也是非常明显的。工友们说，井下环境较封闭，机器运转的巨大声音被进一步放大，而他们又缺少听力保护，老来听力自然不给力了。

　　在我们的走访中，每个煤矿工人都在矿难的巨大阴影下过着拮据而艰苦的生活，工作环境恶劣，工作强度大，工资低以及工伤与职业病的频发，使得曾经风风光光的国企煤炭工人，现在沦落到在基本生活线上挣扎的窘境。

　　他们是弱者。他们和中国社会底层的其他弱者一样，其命运，很大程度上是被别人决定的。

　　金融风暴后，对煤炭等国有企业的抨击不绝于耳，而针对性地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国家主义，即强化国家控制，进一步干预甚至垄断基础行业，如煤炭、电力、石油、钢铁、铁路等;另一种则是自由市场主义，即强调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主张依靠自由市场，通过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打破垄断，为民间资本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然而，无论是让煤矿工人“回归”国家，还是被抛入市场，没人去听他们的声音，并且尊重他们的“选择权”。经济上的民主权利的缺失，正是破译他们命运的密码。

　　国家主义和自由市场主义都是精英主义的产物。它们或者把管理权和社会资源控制在官僚手里，或者控制在资本家手里。结果差不多：管理阶层、资产所有者与劳动者在收入方面拉开很大的差距，后者要付出极大的艰辛和冒着极大的风险，才能在“市场”中求生。他们甚至在生活方式上也在不同的世界，有着不同的梦。

　　访谈过程中，一名在煤矿工作了36年的老工人告诉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初市场化改革前，矿长的工资为99元，而井下工人的工资是47元，二者的差距只有两倍，矿上领导和工人吃住都在一起，生活待遇没有明显区别。90年代后期，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工人工资增长缓慢，煤矿管理阶层的工资却迅速提高，且有了专门的食堂和住房，甚至连喝水、吃饭都有了阶层属性。很清楚：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产权所有制本身，而在于小部分人垄断了“国有制”，其实质只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寡头私有制。

　　今天，分别站在国家和资本的立场上，关于“改革”的各种方案，仍然灵魂附体于经济制度和政策的设计中。煤矿工人的命运困境，仍是沉重的社会命题。

　　(本文作者系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和她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