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钻工的梦想

　　“那时，我们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每个人都梦想在这里挣大钱。”双喜村的徐志辉说

　　曹斌的两个兄弟自杀后，他们的父亲几乎不再说话。有时候，老人就一直躺在床上，哭。

　　曹斌一边安慰父亲，又一边抱怨：如果当初家里条件好，我们也不用去做风钻工了。

　　风钻工，是曹斌等上述119人在深圳打工时的身份。

　　这个工种的全称，是孔桩爆破井下风钻作业：工人要在工地上直径一米二甚至四五米的洞里，往地下的花岗岩层钻炮眼，然后，装上炸药爆破，形成数十米深的桩孔。最后，灌注钢筋水泥，成为一栋大楼的支柱。

　　导子乡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农业山乡。曹家5口人，两亩多地。一年两季稻谷，收成好的时候，每亩地收入也不会超过900元。

　　在曹斌少年的记忆里，家里几乎每年都是借钱过年。

　　约1989年，双喜村的徐瑞宝、徐瑞乃、徐春林、徐志辉等人南下深圳做风钻工。他们带回村里第一台收音机。

　　技能要求低，工资相对高，“去打风钻”，引来导子乡南下打工潮。

　　曹斌回忆，那时在工地做泥水工，一天挣30多块钱，而风钻工，一天可以挣100多块钱。

　　风钻工成为一个紧俏工种。“如果没有熟人介绍，人家根本不要你。”曹斌记得，曾有村民为了做风钻工，将家乡的土特产茶油带去深圳，给工地上带班的人送礼。

　　1991年，曹斌的弟弟曹满云认识了双喜村的徐春林，经徐介绍，成为上古村里第一批风钻工之一。

　　曹满云又陆续将哥哥曹斌、曹金、堂弟曹鲜本以及多名村里人介绍过去。

　　曹斌一度后悔去迟了。他1993年到深圳做风钻工时，相邻的双喜村11组，几乎所有男人都是风钻工了。

　　挣钱、回家建房娶老婆，是这些风钻工的梦想。而那个年代的深圳，经济快速发展，也急需外来务工人员。

　　9月2日，导子乡政府相关负责人提供的数据显示，高峰时段，导子乡有200多人在深圳做风钻工。在某个时期内几乎垄断了深圳市的孔桩爆破行业。

　　“那时，我们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每个人都梦想在这里挣大钱，然后回家，盖一幢漂亮的楼房。”双喜村的尘肺病人徐志辉说。

　　“口罩”与脱贫

　　以前一个口罩戴一个月，怕得病，现在两三天一换。三兄弟做了风钻工后，曹家过年再不需要借钱了

　　三四米深下去，钻机一打开，粉尘四起，就看不到人了。爬出来，全身都是白色灰尘，只看见两颗眼珠子在转动。

　　曹斌说，当时唯一的防护措施，是防尘口罩。但作用有限，“鼻子里全是灰，嘴里吐出来的也是泥浆。”

　　1999年，曹斌做风钻工的第六个年头，双喜村一些从事风钻作业时间较长的人，出现了发烧、咳嗽、胸痛等症状。大家以为得了重感冒，吃一周的药，感觉没事了，继续下井干活。

　　这一年，哥哥曹金和弟弟曹满云在村里盖了新房。那之前，在双喜村，徐瑞宝等最早的一批风钻工，从1996年开始，陆续有五六家盖了房。

　　曹斌则一直没攒够盖新房子所需的5万元。他们并没像村里传说的那样，“挣到了大钱”。曹斌说他每年最多带回家一万到一万五千元。

　　风钻工不是个每天都有活干的工种。公司承包的工地有限，做完一个工地就休息，直到老板包到下一个，“一年内，最多半年时间在工作”。

　　曹斌最早听到尘肺病这个名字，是2000年左右。双喜村的李成、徐龙古、徐一龙等，被医生告知“可能得了尘肺病”。

　　但没人知道意味着什么。“如果说感冒是吃药就能好的病，尘肺病可能需要打针才能治好吧。”曹斌说，大家都没当回事。

　　曹斌到现在还埋怨李成自私。他说李成怕别人防他传染，更怕失去工作，到2003年去世前，才告诉工友自己得了病。

　　到2008年，徐龙古等最早出去做风钻工的一批人，至少14人去世，他们几乎都是双喜村的。

　　他们去世前的病状相像：咳嗽、喘不上气、躺在床上离不开氧气机，X光片上的肺部有阴影或布满灰尘。

　　但所有风钻工仍在坚持干活。

　　长期关注尘肺病人的湖南省总工会干部学校副教授戴春介绍，迫于生活压力，几乎没有尘肺病一期的病人停止工作去休息。而带病打工的直接后果是，病情迅速加重。

　　曹斌和弟弟曹满云也曾议论，这个病是否跟干的活儿有关系。他们觉得，也未必一定会得病，就算要得，“我们比双喜村的人干的时间短，怎么也得多活15年吧”。

　　他们觉得应该勤换口罩。以前一个口罩戴一个月，现在两三天换一个。

　　三兄弟做了风钻工后，曹家过年再不需要借钱了，甚至还有村民来借钱。这让他们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