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解的城乡结合部

　　距离火灾现场1公里左右的地方就已经架起警戒线，禁止运装修材料的车辆进入。火灾现场附近矗立着三四栋还没有完工的楼房，格局和着火的小楼一样，有的高级些，房间外面有装着护栏的阳台。“本来还有半个月就完工了，但现在怎么办还得再观望一阵。”张军家的楼房盖于2010年左右，在外面工作的张军一家并不在村里住，房子完全用于出租。据何东生讲，这种三四层小楼拔地而起就是2007年以后的事。虽然之前会有个别租户租房子，但用于服装加工的厂房需求是那个时候才大量出现的。一层年租金4万元左右，虽然前期投入要四五十万元，但两年就可以回本。地处南五环里，伴随大红门拆迁和亦庄开发区的发展，很多年前村里就传言要拆迁，希望获得更多的拆迁补偿是建楼房的另一个重要动因。

火灾现场外围观的居民，他们大都是该村各家工厂的打工者

　　“村里的多数小楼都是这两年盖的，如果这次都要拆掉的话，很多人账都还不上。”村庄宅基地属于集体用地，无法申请银行贷款，村民们多是跟亲戚朋友借钱。张军的生活在邻居眼里已经不错，至少在外面有工作和住房，而大多数村民都是靠吃房租过日子。已经50岁的何东生一家5口，年轻时出村当工人转成居民户口，40多岁工厂倒闭，下岗回家赋闲。“村集体每月会给村民发500元，我是居民户口，连这钱都没有。”何东生说，没有房租收入的时候，出去打打零工，2007年以来的租房需求才为他带来生活的转机。没有钱盖小楼，何东生把自家的平房院整出十几个小单间，每间以月租200多元的价钱租出。和“握手楼”一样，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可出租面积，何东生和邻居家的院墙紧贴着，院子变成一个狭长的通道，两边是门对门的房间，白天从院门口望进去也是一片幽暗。“握手楼”则干脆省掉院墙，紧紧靠在一起。“村里不是不管，但是法不责众。”何东生回忆，从第一批楼房盖起来时，村委会就上门查，可是仍然没有挡住村民们风起云涌的盖楼浪潮。

　　村民和租客也在“最低成本、最大利润”上达成了共识，牺牲的只有安全，村里隔三差五的整改通知最后也就变成了无人理会的一纸空文。据称，本月消防部门还曾对着火的楼房进行过检查，并下发了限期15天整改的通知书，但房东没有任何动作。更危险的是，民用电压根本无法支持服装厂设备的需要。一位服装厂老板说，房东提供的是220伏的电压，而一台熨烫蒸汽机需要的电压就远远超过这个标准，因此经常出现供电负荷的问题，为了维持生产，很多服装厂私自将电线加粗。“有时候摸电线，都会觉得有点烫手。”

　　操着难懂方言的人背着大包小包奔走，把前夜刚做好、时下最流行的服装第一时间送上柜台。业已发家的老板们一个个衣着光鲜，开着奔驰或丰田，可依然住在临时搭建、拥挤不堪的小平房里。诊所、菜市场、美发店、饭馆一应俱全，但无一例外门口都堆着垃圾。道路，无论晴天雨天，永远泥泞不堪。一部拍摄于1995年的纪录片里记录了当时“浙江村”所在地大红门的情况，80年代开始就由温州人做服装商贸聚集起来的城乡结合部被形象地称为“浙江村”，而南小街的现在和16年前的“浙江村”颇为相像。大红门地区的拆迁改造用了近10年时间，一系列大型商贸城修建、棚户区拆迁，南中轴路打通、快速公交线通车，丰台区致力于将大红门打造成CBC（服装商业核心区）。大红门服装商贸圈的产业升级带来了低端产业链的整体迁移，原本平静的村庄在城市扩张中成为城乡结合部，重复着“浙江村”当年的历史。“我们也不愿意看到村里变得现在这样脏乱，但房租是我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在经济利益面前，何东生表示只能妥协。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旧宫镇也在规划自己的工业园区，寻找发展方向，但是地处朝阳、大兴、丰台三区的交界地带，东南又有亦庄开发区，虽然地理位置上更接近市中心，却始终没有找到更好的发展途径。除了围观火灾现场，由公安和城管牵头进行的入户调查也引起了村里服装厂和工人们的关注：无照服装厂是否都要关停？非法建筑是否都要强拆？那些租房的工人又该去向何方？有过大红门的拆迁经历，很多无照服装厂的老板都有搬离的思想准备，他们舍不得的是南小街完备的产业链条和低廉的成本。“如果办执照方便，我们也会考虑。”工人们的损失相对比较小，“出来打工就是为了挣钱，北京还是广州都不是问题”。真正发愁的似乎只有南小街的村民们，三村在籍村民不超过2000人，却有上万的外地人在此居住。“如果他们都走了，村里恐怕连袋盐都卖不出去。那些借了钱又还不上的人该怎么办呢？其实我们村民更希望能够拆迁，村里好好进行整体改造。”何东生对本刊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