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凌晨，救护人员在北京大兴发生火灾的居民楼下运送遇难者遗体

一夜之痛

　　整个南小街是北京最大的服装产业集群区，而那些无照服装厂和打零工的工人则是产业链的最末端。最大限度降低成本、用血汗积累财富，这里在重演“浙江村”的创业故事，却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从南小街东口进入，自东向西依次为一村、二村和三村。两侧的建筑也随着深入发生着变化：街越来越窄，大规模的居民小区不见踪影，三四层高、裸露着水泥原色、像积木块般方正的丑陋建筑越来越多。街上到处是操着各地口音结伴游荡的年轻人，火灾发生后所有租用民房的服装加工厂被要求停工等待检查，南小街上有了难得的假期。跟着人流就可以找到火灾现场，南小街的尽头是南苑机场的停机坪，从主路拐到北面的胡同再走到尽头，就可以看到被警戒线围起来的四层小楼。

　　4栋靠在一起的水泥色小楼彼此间距大概只有一个拳头，它们有个形象的名字叫“握手楼”，西边两栋为4层，东边两栋是3层。二层以上墙面没有过火的痕迹，只有从一层漆黑的卷帘门、二层被砸碎的玻璃窗可以判断出东边第二栋是张军家，而大门口就是一根缠绕着凌乱的电线、挂着三四只电表箱的电线杆。“幸亏那天晚上没有风，我看见那火苗往外蹿，最担心的就是把电线烧着了，停电还好，电到人就更危险了。”超市老板娘李翠云想起当时的情景还心有余悸。李家的超市离着火的小楼不过十几米，当晚火灾发生时还没有打烊。“我老公从外面跑进店里，说看见冒烟，好像着火了。”隔着巷子，住在张军家正对面的何东生看得更为真切：“我家的租客老关发现后告诉我，然后我们就跑到大门口，使劲踹卷帘门，想叫醒里面的人。”何东生说，夜色漆黑只看得到火光，刺鼻的浓烟从楼里飘出来，楼里的人似乎都醒了，传出阵阵呼救声，可是卷帘门被上了锁，他感到无计可施。卷帘门锁住的是一层的厂房和两间职工宿舍的11个人，“每天晚上老板会亲自放下卷帘门上锁，二层也是职工的宿舍，三四层租给散户，他们都要走另一个楼梯”。

　　外观呈方形的4层小楼内部呈“回”形结构，一至四层的中心是一个天井。住在四层的租户陈定科是被浓烟熏醒的，他说，他准备开门逃跑时，发现屋门已无法打开。“烟顺着天井上来，但是屋顶是封着的，所以四层的烟很大。”陈定科告诉本刊记者，为了防止楼上坠物，每层楼的天井处都挂着一层布。这层布上平时堆积了很多服装厂的布料，所以火起后很快就能烧到四楼。建筑面积达700平方米的楼房，除了一层主要作为服装厂厂房，其余每层隔成大约8个单间，每层租客15人左右，卫生间公用。陈定科说，出不了房门，他急得直踹墙，没想到几脚就踹开了一个大洞：“原来墙是彩钢板的，外面糊了一层很薄的泥灰腻子，以前还真没看出来。”万不得已，陈定科只得从四楼跳下逃生，所幸伤势不重。

　　因为哥哥住在三层，刘新对楼里的格局颇为了解，他告诉本刊记者：“那些楼梯都是直上直下，楼里空间很狭窄，四层有个能上楼顶的铁梯子，但是很高，女人平时都爬不上去，什么都看不见就更难爬出去了。”平时防盗的铁丝网把火场变成了牢笼。服装厂的老板高某也住在二层，二层的住户情急下开始砸玻璃、破坏铁丝网。“当时有六七个人从里面出来，有的还抱着孩子。”据当时在场的邻居讲，打不开一层卷帘门的何东生跑回去召集人手再跑回来时，卷帘门已经被打开了，“大火从门口扑出来，高老板正拿着手持灭火器往门里喷呢”。

　　1点35分，接警的高米店、大红门消防中队等27辆消防车陆续赶到了南小街，可是消防车却只能排队等在街上，到不了着火的楼房。“路本来就窄，两边都是盖房的沙石料，别说消防车，我们的私家车都不走这胡同。”何东生对本刊记者说。本刊记者看到的是胡同里的障碍物已经被清理，而当晚，救火的消防队员却只能携带装备步行靠近现场，一辆小型消防车勉强开了进去。“附近找不到一个消火栓，我们只能采用小车灭火、大车在后面供水的方式救火。”据当时现场的救援人员讲，彩钢板中间的夹层填充的是聚苯乙烯材料，这种钢板便宜，但是不防火，遇明火很容易燃烧，而且释放气体有毒，消防官兵只能通过从外部喷水降温的方式阻止起火。“一层和四层死的人最多，一层是被烧死的，四层是被熏死的。”李翠云说，“听说高老板的妻子当时也住在一层。”

　　低成本产业链

　　“他这人感觉还不错。”只知道服装厂老板姓高，李翠云和何东生却都叫不出他的名字，像附近的很多人一样，见面会打招呼，可是并不熟悉。“他不到40岁，四川口音，看着挺精干，带着老婆在这里开服装厂也就一年时间。”这家名字叫做“渝云”的服装加工厂工人不过十几个，在南小街三村200多家服装加工厂里是个小角色，因为他和附近的邻居们一样，只能租用村民的民房搞些来料加工的生意。最近高老板似乎心情不错。据附近邻居讲，出事前几天，他刚进了一批需要加工的衣服补片。一层的厂房南侧是二三十台加工机器，北侧就是职工宿舍。经过现场勘查，公安部门认定，是被放置在厂房内的电动三轮车蓄电池电源线短路，引燃了堆在厂房内的布料。“卷帘门面朝南，北侧没有出口，就算宿舍里的人醒了，面对‘火墙’也没法脱身。”

　　“在我们福建，厂房和宿舍绝对不能这么安排。”不到30岁的林文和在附近另一家服装厂当车工，他告诉本刊记者，服装厂因为衣料属易燃物，一般都会要求杜绝明火。“正规点的大厂家会把厂房和职工宿舍分开，这样即使发生事故，烧了货也不会出人命。没有条件的话，至少让厂房在楼上，人住楼下，情况也会好很多。”从资金和人力成本上考虑，一层当厂房、楼上住人的模式无疑性价比最高，牺牲的则是防火安全。在本刊记者走访的多家服装厂中，都可以看到车间门口贴着“禁止吸烟，违者罚款50元”的条幅，厂里也会有些手持灭火器，“但从认识态度上说，其实不管大厂小厂，消防安全都是敷衍”。南小街三村拥有100多名工人的正规服装厂老板王世名对本刊记者说。
　　王世名的服装厂已经在南小街三村经营了六七年，不同于高老板的无照租用民房，王世明是直接向三村村委会租用的厂房。从村委联防办公室墙上的分布图可以看出，南小街北侧主要是村民的宅基地，南侧则是村里的集体土地。“每年房租30万元，一年一付。”村务公开栏显示，2010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有800多万元。南小街虽然属于大兴区旧宫镇，但位于大兴区的北侧边缘，往北就是丰台区，距离木樨园和大红门不过四五站地的路程。据北京市商委的统计数据，大红门地区日货物平均吞吐量达2000多吨，年交易额占北京市同类商品交易额的54.5％，是长江以北地区最大的服装集散地。王世名的厂子主要做男装，直接销往哈尔滨，而更多的小服装厂则靠接大红门商户或大服装厂做不完的订单挣钱，成品可以通过大红门迅速分销到全国。

　　虽然2004年左右一些正规服装厂就已落户南小街，但像渝云服装厂这样的无照作坊大规模进入也不过三四年的事。“都是因为到2007年大红门地区拆迁改造基本完成，‘浙江村’那些小生产加工点和工人实在没地方待了，就基本上整体搬了过来。”何东生回忆道。设计、打版、制衣、贴牌、设备、物流……在南小街的街头，可以寻找到服装加工链上的任一环节。每台缝纫机价格大概2000元左右，加上租金，第一年开厂成本大约为15万元，第二年则只需支付租金和工人工资，两年内就可以实现盈利。佯装正在寻找厂房，一位房东告诉本刊记者：“只要你手里能拿到订单，有个十来万甚至三五万元就能开厂。没有设备可以租，没有工人贴个告示就会有人上门。你要是嫌麻烦，找个小厂帮你做了都行。”

　　没有自己的设计和销售渠道，只能做来件加工，与做贴牌、上扣等附加性工作的作坊一样，渝云服装厂也处于产业链的最末端。据一名受伤工人说，高老板拿来的衣料是400多件皮衣，加工一件衣服给厂里31元，厂子给工人19元。而高老板租的两层楼有200多平方米，每年租金要4万多元，再加上水电费，一年支出要六七万元。“小服装厂成本低，薄利多销，一件衣服只挣一块钱他们也会接。”

　　服装厂老板和制衣工人在“最低成本、最大利润”上达成了共识。火灾发生后，所有租用民房进行生产的小服装厂被勒令停工，而就在火灾发生的胡同里，本刊记者仍然看到工人们将刚刚做好的成衣抱上面包车。“工期都是定好的，完不了工要赔钱，听说有的老板甚至跟工人商量好实在不行，白天休息夜里开工。”一个工人对本刊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