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朔迷离的污染面积

　　那么，中国受重金属污染土地面积究竟有多少？

　　一个关于中国耕地重金属污染的数字反复被媒体引用，即中国有五分之一耕地被污染，总面积2000万公顷。不过，这个说法遭到很多专家的质疑。

　　陈同斌根据多年在部分省市的大面积调查估算，认为重金属污染占10%左右的可能性较大。其中，受镉污染和砷污染的比例最大，约分别占受污染耕地的40%左右。

　　“重金属污染在北方只是零星的分布，而在南方显得较密集，在湖南、江西、云南、广西等省区的部分地方，则出现一些连片的分布。”他公开表示。

　　而在曾希柏看来，污染和超标是两回事，污染是指超标到一定程度。曾希柏认为国内的一些数据是混淆了污染和超标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估计，重金属污染在3%左右比较确切。

　　记者在采访和查找历史数据时发现，无论是3%还是10%，无论是专家还是媒体，在发布这些数据时经常会用到“估计”一词。而数据之间的冲突，也凸显了学界对土壤污染不摸底的现实。

　　在全国各地重金属污染事件集中爆发之前的2005年，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即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这是中国首次针对土壤污染的全国性普查，不过结果至今都未公布。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专家介绍说，环保部之所以不会对外公布数据是因为这是一个抽查的结果，而并非普查，“环保部也担心媒体用比例换算出污染的面积，即使是百分之几的污染面积，换算起来这个重金属污染也够大。而换算出来的结果可能并不准确。”

　　虽然没有确切数据，从官方的种种说法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对土壤污染的担忧。2006年的一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及污染防治专项工作视频会议上，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的周生贤指出，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

　　而此前几年，环境保护部曾对30万公顷基本农田保护区(指为了对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依照法律程序确定的特定保护区域)土壤有害重金属抽样监测发现，有3.6万公顷土壤重金属超标，超标率达12.1%。

　　去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国土壤环境保护政策研究”提交专题报告特别提醒：“土壤污染已经达到了一个被国家严重关注的关键点，需要立即采取紧急和长期的行动。”

　　防与治都是难题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土壤污染与控制研究室李发生介绍，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加，中国土壤污染总体上呈加剧趋势。

　　由于土壤污染延时性的特点，如果不对土壤进行修复，土壤重金属会不断累积，现在没有出现的问题将来也会慢慢出现。

　　近年来，中国也在进行污染土壤修复的科技攻关，并初步取得一些进展。例如，陈同斌用蜈蚣草来修复被重金属污染的农地，这种草吸收土壤中砷的能力相当于普通植物的20万倍，通过蜈蚣草的吸附、收割，三至五年内，这片土地就可以“恢复健康”，但这种修复耗时较长，难以和污染的速度相抗衡。

　　曾希柏采用了另一种微生物的修复方法，但他说这类的修复办法成本太高。此外，修复资金也是一大问题。

　　“污染土壤的修复治理需要全面考虑受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的治理，资金需求巨大。但目前，我国污染土壤修复治理资金缺乏有效保障。”李发生介绍，当前中国污染土壤调查评估与治理修复工作的资金一般来自政府相关部门和土地开发商，资金来源有限且没有保障，修复治理工作难以开展，资金问题成为很多污染地块再开发的主要障碍。

　　由于土壤污染形势严峻，立法制定一个专门针对土壤的法律显得很迫切。目前，中国已有50余部关于环境污染的法规，但是缺乏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控制的专项法律法规。

　　李发生说，中国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控制在立法形式存在分散立法、附属立法、立法层级较低等缺陷，在立法内容上存在原则立法过多、可操作性差、基本法律制度没有建立等缺陷。

　　实际上，中国在2006年已经开始了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起草工作。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王树义是立法组的首席专家，2月份他透露，酝酿多年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不久将出台。他说该法最终确定了以“治”为重点，“防治兼顾”的立法方向。

　　“立法这是必须的，但法立出来后监管和执行依然是一大考量。”曾希柏认为，目前解决土壤问题最紧迫的依然是从源头控制污染源，而执法和监管是个普遍问题。

　　近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作为我国第一个“十二五”专项规划，人们期待着这个规划能提供土壤污染僵局的破解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