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可能引发骨痛病”的消息见诸报端后，让湖南省株洲市马家河镇新马村村民再次回想起五年前的那次经历：2006年农历正月，新马村66岁的村民罗少坤在长期浑身无力以及疼痛之后，终因不明原因的疾病去世。接着，村里又有数十名村民出现呕吐、晕厥等症状，恐慌很快就笼罩着整个村庄。株洲市后来的检查结果令人震惊：1100多名村民被诊断为镉超标，其中200多人被认定为严重超标。

　　村民们也是在媒体曝光后，才知道这种银白色有光泽的重金属早已潜伏在自己生活中。如今，他们依然笼罩在重金属污染的阴影之下。

　　重金属污染阴影

　　株洲新马村耕地中的镉污染，主要来自1公里外的湘江。湘江是中国受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河流，这条灌溉了半个湖南的“母亲河”因为接纳了大量工业废水，使河水中的砷、镉、铅的总量占全省排放总量的90%以上。

　　2006年污染事件后，湖南省政府将新马村这片区域划为污染区，污染区的村民不许再种水稻和蔬菜，政府每年给予他们每亩500元的补偿。该村及相邻两村共计千余亩土地已被当地宣布弃耕。

　　马家河镇的中路村，尽管这里也被划为禁种区域，但是，村民胡自能仍种了四五亩水稻。还没到春耕时节，胡自能的稻田一片荒凉，只有收割完的“稻叉”露出水面，下面还有看不见的“重金属幽灵”。当年湖南省政府对该区域的调查结果显示：水稻100%镉超标，叶类菜98%超标，胡自能的稻田也在这个区域。

　　胡自能并非不担心自己的大米会被污染：“村里的人都不敢喝当地的水，有人为此干起了卖水的生意，专门从市里其他地方运水到附近几个村子去卖，100斤的水可以卖几块钱。”不过，他出于省钱考虑还是种了水稻，他说这些稻米主要是供家里五口人食用。

　　部分村民擅自种植稻米的行为让天元区原副区长现镉污染处置工作组常务副组长周光裕感到无能为力。

　　他介绍，早在两年多以前，国土、财政、发改委等部门已同意将这片污染区内的农业用地改为建设用地。2008年国土资源部在下发的《国土资源部关于株洲市重金属污染土地有关问题的复函》中，允许株洲市对土地实行“征转分离”，对被镉污染的核心区域，实施土地功能转换，即分期分批逐步调整为建设用地。不过由于所需资金数额巨大，目前暂时只进行了6平方公里土地的转换。

　　土壤污染源繁多

　　实际上，新马村可以看作是我国近年土壤污染的一个缩影，它们存在着，一旦受到关注，就让舆论觉得无法轻松——毕竟这些土地上生长的粮食有可能会流进普通人的餐桌。

　　“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和滞后性等特点，以前我国的重点治理目标集中在水、大气、固废污染问题上，政府、学界、公众对它的关注很不够，近年来伴随一些环境事件的爆发和研究的深入，大家才开始关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土壤污染包括重金属污染、农药和有机物污染等多种类型。我国的土壤污染仍以重金属污染为主。业内估计中国90%左右被污染土壤都与重金属有关。

　　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来源是化工和矿山，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采矿业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加上科学技术落后、环保投入不足与意识不够、资源盲目开发，滥挖滥采使得云南、广西、湖南、四川、贵州等重金属主产区的土地被日渐污染。

　　在经济发达地区，重金属则来自于工厂，国内三十几家环保组织联合发布的《2010IT品牌供应链重金属污染调研》称，IT企业重金属污染居首。一项由原国家环保总局进行的土壤调查结果显示，广东省珠江三角洲近40%的农田菜地土壤遭重金属污染，且其中10%属严重超标。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曾希柏曾走遍我国粮食主产区，花费了将近10年的时间研究土壤重金属污染。他说，除了化工和开采领域，农业、养殖业近年也成了重金属污染源。

　　他介绍，由于过度使用化肥，一些磷肥钾肥和复合肥中镉含量超标，能够使土壤和作物吸收到不易被移除的镉，即便是有机肥料也难逃重金属污染。而在一些小规模的养殖场，人们常常在猪、鸡等农畜的饲料中添加含砷制剂，因为这种重金属可以杀死猪体内的寄生虫，促进牲畜生长，甚至可能“让猪肉的颜色变得更红润”。

　　这些牲畜的粪便又是农民乐于购买的有机肥料。当含砷的肥料被堆积入田时，肥料内的重金属就会悄无声息地潜入地下，并随着耕种传递到农作物中。

　　“人们吃掉了这些重金属污染的饲料喂养的猪，又吃掉了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中种植出来的蔬菜和粮食，有些人甚至还喝着被重金属污染的地下水，人体就这样被二度污染，甚至三度污染。”曾希柏担忧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