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工头支上帮：没搭过这么高的脚手架

　　大火后一天的傍晚，包工头支上帮的妻子去胶州路给死难者磕了个头，她是悄悄去的，怕被别人看见。在她的理解中，她的丈夫犯了大事，而她同样担心的还有那些租来的脚手架，“不知道被查扣后还会不会还”。“钢管值好几百万，如果不给人家，人家跳楼怎么办？”她说着就哭了。支上帮的银行账户已全部被冻结，拿不出一分钱。有个北京律师想帮支上帮做代理，不用给律师费，只出点来回路费就行，支上帮老婆想了想还是拒绝了。

　　今年是支上帮生意最好的一年，在支妻的印象中，支很少有休息的时候，每天天还没亮，支就去工地了，要晚上10点多才回来，世博会期间都没有停过。在做胶州路这个项目前，刚刚做完海防路的一个项目。一位知情人说，静安这些年搞节能环保试点，不管是外墙保温，还是学校加固，支或多或少都有参与。但在过去所有的项目中，几乎没有一个项目高于10层。现在看来，支在搭建高层脚手架经验上的欠缺成了命门。

　　当初拿下这三栋楼的工程，支就有些力不从心，三栋楼光租钢管的费用就得一百多万，至于施工的资质，则是他的一个朋友帮他找的公司挂靠。

　　由于办资质的门槛过高，要想拿项目就必须挂靠一个有建筑资质的公司，而这在上海的建筑市场再正常不过。“安监部门的安全许可证至少要一年才能办下来，然后每年还要年检，很繁琐，一般有资质的公司都有很强的背景。”上海一位在脚手架行业浸淫十多年的老板说，基本上80％的公司要把工程分包出去。

　　在这位老板看来，真正引燃大火的不是这些电焊中出现的火星，而是那些保温材料。“两层架子之间相隔1.8米，即便着火也要至少半个小时才能延烧到上一层。”他说，但是碰到保温材料就几乎一点就着。

　　保温材料距离墙壁有一米左右，是用一种喷枪喷出发泡剂，遇到空气之后就会自动变成海绵材质。喷涂的过程中肯定会沾到毛竹片和钢管上。

　　按照正规施工流程，脚手架搭好之后才能弄保温材料，但脚手架搭到第10层之后，保温材料的施工队就开始作业，在交叉作业的施工现场，施工管理人员和监理各自忙乱，这个小小的脚手架加固施工，从来没人注意过。

　　电焊工“持证”之难

　　王永亮、吴国略、支上帮和沈建新的被捕，已经成为一个标志。大火之后，各地陆续掀起针对无证电焊工的整肃风暴。

　　11月22日出版的《重庆日报》称，重庆在一场“巴渝风暴1号”火患拉网清查行动中，查处了两起违规进行明火作业的行为，对3名违法人员进行了行政拘留处罚。北京市消防局也在近日表示，北京市推出六项超常规措施严查，无证电焊施工一经发现将被拘留。

　　根据消防法规定，除非是“指使或者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的”，才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只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在上海律协刑事委员会副主任张培鸿看来，无证电焊工上岗作业确属违法行为，但让这个违法行为和后果发生联系的，是对其“雇佣”过程中对“证”的无视行为。

　　一位建筑结构工程师说，“加固”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电焊操作，几乎没人在意“持证”问题。某种意义上，无证电焊工的操作，只是这场火灾的“导火索”。

　　另一位施工单位的项目经理表示，现实中，如果不是技术要求比较复杂的操作，施工单位并不会把有证无证作为强制要求。

　　在国内建筑市场上，无证电焊工的数量无法考证，而建筑行业普遍的估测是，进行电焊操作的人员里大概只有30％是持证上岗人员。而业内的一个说法是：在工地上，经常是找一个有证电焊工要比找一个无证电焊工更难。

　　无证电焊工只是建筑行业“冒进”的一角，这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数年持续繁荣不无关系——施工单位不断“缺人”的现状，亦为无证电焊工们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而如果王永亮们要获得一张“证”，首先要到各地安监局指定的中介培训机构培训和委托报名，在最多一周的课程培训之后，参加由安监部门组织的笔试和实际操作的考核后，拿到上岗证。

　　多家培训机构或安监部门均反复强调，“必须要在安监总局指定的培训机构”培训，否则“考试可能通不过”，而这些机构会向考生收取少则三五百多则上千的培训费。

　　到实际操作中，其实报名后还需要等到培训机构凑满一定数量的学员，方才开班。这个等待的周期“可长可短”，取决于该机构报名人数的进展。培训结束之后，何时考试也需要等待当地安监部门攒到一定量的考生。一张证前后要折腾小半年时间并不为奇，这对四处流动的农民工来说，漫长的等待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经过这样繁琐的程序之后，也只意味着拿到了一张6年有效期的上岗证。并且每三年复审一次。复审时还必须重新进行体检和考试，又必须缴纳两三百不等的费用。此外，如果离开这个岗位六个月以上，重新上岗也必须再次考试。

　　一位项目经理表示，在用工时，施工单位往往要求包工头雇用的电焊工必须是“熟手”，而不是“持证”。这正是已被刑拘的吴国略和王永亮们被雇用的现实原因。

　　收到拘留书之后，吴国略的父亲独自一人坐了3个小时的汽车，从建湖赶到上海。因为没有熟悉的亲友在上海，他几乎立即迷失在这个庞大城市的街头。最终，吴父没有见到儿子一面，他甚至没有找到上海市第二看守所的具体位置。

　　除了一张拘留书，没有其他任何部门或人员向吴家介绍过情况，有关大火的经过，几乎都是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告诉他们的。

　　11月30日20点，南方周末记者拨通吴家的电话，在电话里，吴国略的母亲哀叹“自己不争气，让孩子十多岁就外出打工”。她最后说：“真的不知道做些啥，只能相信政府。”

　　听说电焊工王永亮家境困难，有个律师特地从北京赶到驻马店去做法律援助，但律师到了之后，王永亮的家人却没有跟他见面。“从村里去一趟驻马店要花七十多元的车费。”王永亮的妻子说，“找律师需要钱，还是先等等再说吧。”

　　建筑市场的整治还在继续深入，对于胶州路教师公寓工地上的民工们来说，直接的影响显而易见：即将到来的这个春节将成为一个难过的年关。一位逃生的民工说，他还有几千块工资没有结算——这是他还呆在上海的唯一理由。

　　让他们稍能宽心的是，上海市民并没有忘记这些工人。在“头七”祭奠现场，一张卡片上写着：“向遇难的民工和保姆们致哀，我们会找到你们的名字。”还有人在地上用粉笔写下：“民工兄弟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