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15日，电焊工王永亮到上海的第30天。这一天电焊包工头沈建新分配给他和工友吴国略的工作是：在上海胶州路教师公寓外墙改造工程的第10层，焊接脚手架承重工字钢。

　　在他们头顶的22层和26层，脚手架管理员李新模和陶余武在给钢管刷漆。再往上的28楼，十几名来自重庆梁平的架子工正在继续向上搭建脚手架，管理架子工的包工头支上帮在他们之间巡视。

　　下午2点，一场猝不及防的大火包围了整幢大楼。大火发生后不到24小时，上海警方公开了事故初步原因：由无证电焊工违章操作引起。4名相关责任人已被刑拘。

　　电焊工王永亮、吴国略，电焊包工头沈建新，脚手架包工头支上帮，正在被拘四人之列。

　　十天后，他们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正式批捕，同时批捕的还有其余9名犯罪嫌疑人，13个人的罪名都一样——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截至目前，大火已造成58人死亡。李新模和陶余武的名字已被列入死亡名单。

　　电焊工王永亮吴国略：最后的施工

　　吴国略父亲收到的拘留书上，记录着吴被抓捕的时间：午夜零点18分。

　　除了是一名在江浙沪的工地辗转多年的电焊工之外，吴国略还是一个5岁男孩的父亲、一个服装厂女工的丈夫，以及一个经营着电器维修铺的老汉的儿子。

　　来自江苏建湖县的吴国略来到胶州路工地刚好一个月，之前他和妻子在浙江平湖打工，经朋友介绍来到上海。“无非就是为了工钱多一些”。

　　吴国略是5年前开始做电焊的。吴的父亲说，吴曾在盐城一家技校经过专业培训，拿过电焊证，但由于没有年检，证件可能过期了。

　　火灾发生当日中午，吴国略在电话里告诉妻子，他在八楼的脚手架上，当时风很大，晚点再和她说话。这是吴与家人至今的最后一次通话。

　　和吴国略一样，来自河南驻马店的王永亮也刚到上海一个月。一个月前，他和妻子曾通过一次电话，当时王永亮从广东潮州一家瓷器厂辞职，想到上海闯闯，到上海的时候王已身无分文，连买火车票的钱都是跟亲戚借的。

　　在老乡的引荐下，之前跟别人学过半年焊接的王永亮加入了沈建新的电焊队伍，工资每天120元。沈建新，便是后来被媒体广泛报道的“负责分包电焊的沈某”。

　　23岁的沈建新和吴国略是老乡，已有七八年的电焊经验，据沈的爱人说，这是沈第一次接这么大的高层住宅，火灾当天，意外摔了一跤受伤的沈正在家里休息。

　　其时大楼的电焊工作已经结束。但由于楼层太高，一楼的脚手架基础难以承受这么大的重量，施工中在10楼、16楼、22楼分别焊接额外承重的工字钢。

　　在11月15日中午，施工现场的监理发现10楼一处脚手架“松了”，王永亮和另一名来自江苏的电焊工因此被叫来再次焊接加固。

　　事发后除王永亮之外，还有五名电焊工接受了警方调查，一位接受过调查但免于刑拘的电焊工说，他经过技校培训，是有证上岗，而王没有证件。

　　幸存的民工没有人能说清楚火是何时从何处引燃的。大火蔓延至整幢大楼才引起所有人注意。脚手架管理员陶余武的妻子从大楼旁的住处出来的时候，大楼已被浓烟包围，而侥幸逃出的人群中始终没有丈夫的身影。

　　架子工们都逃到了楼顶，有人提议用尿液把袜子浸湿抵挡浓烟，有个年轻小伙子觉得太恶心拒绝了，但他成了第一个晕倒的人。

　　大约5点，脚手架包工头支上帮被几个人从楼里抬了下来，当时他满脸漆黑，脚都站不稳。清醒过来的支上帮似有预感，他干的第一件事情是给浦东家里的妻子打电话：“出大事了，大楼着火了，你拿几件衣服和孩子回老家。”

　　楼顶的十几名架子工是最后被救出来的，消防员最终冲进大楼把他们半拉半抬了出来。在有毒浓烟和烈火炙烤中坚持了半个下午的他们逃出生天后，被立即安排接受调查询问，为此在附近派出所的走道里坐了一夜。

　　第二天从派出所出来，强忍着喉咙的疼痛，工友们找到一个简陋的饭馆，对着廉价的白酒，一干而尽。“能捡回一条命，已属万幸。”一位工友说。

　　架子工李新模陶余武：干活、睡觉、干活

　　李新模的遗体是在楼道里找到的，当第二天他的家人在龙华殡仪馆里看到他的时候，这位身高只有156厘米的安徽太湖人鼻孔和嘴角还有残留的鲜血，估计是在往下逃跑过程中窒息而死，而他的工友陶余武已成焦炭，只能通过DNA确认身份。

　　和已被刑拘的支上帮一样，李新模和他的同乡陶余武都是1992年前后到上海的，当时，上海刚刚开始开发建设浦东新区，整个浦东遍布工地，支上帮最初以在菜场卖鸡为生，后来，在静安一位退休官员的介绍下，做起了架子工。

　　那会儿的脚手架还由毛竹制成，而上海建筑工地的工人构成正是从当时形成：江苏人做外饰装潢，安徽人搭脚手架，四川人做苦力。支上帮当时的工资一天不过8元，从8块钱一天起家，支用了十多年的工夫，拉起了自己的包工队伍。

　　李新模没他的老板这么幸运。由于身材矮小，又大字不识一个，除了脚手架保管员，他很难找到什么好活，为了供老家子女读书，李在上海过得相当节俭。抽烟只抽大前门，喝酒也只喝5块钱一瓶的双沟，衣服从来都是捡来穿，在龙华殡仪馆里见他的遗体时，身上穿的还是侄孙女军训时的迷彩服。

　　除了偶尔和工友们打点小麻将，李新模的生活单调得就像一张白纸：干活、睡觉、干活，周而复始。但他似乎却很少抱怨，有一次有个亲戚跟他借了200块钱，他身上钱不够，最后跟包工头的老婆转借了50块钱。

　　偶尔喝多了，他也会絮叨一下自己的悲苦。他总说他活着唯一的奔头就是能给家里盖一栋楼房，让儿子结婚。

　　陶余武挣钱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孩子。儿子今年上高三，女儿上初中，正是最需要用钱的时候，每年开学前夕都是陶余武往家寄钱的日子。干活之余，陶的唯一娱乐是租武侠小说看。

　　按照原来的计划，再过几日，脚手架完工后，他们也就与这座高楼没有关系——散居于这座水晶般城市的各个迂折弄堂的他们，将会为新的高楼围搭脚手架。

　　和胶州路公寓里的死难住户一样，这些在大上海讨一小碗饭吃的农民工们的生活，也因一场大火戛然而止。陶余武的老婆有着典型的农村妇女的沉默，她好像不知道该如何释放自己的情感，总是说着一句话：“这是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