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梭峪村
谈起曾经的梭峪村,村官们都会眉飞色舞。在他们的记忆中,梭峪村真正普遍富裕的日子竟然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
梭峪村副主任闫海则曾是梭峪村早期的砖厂老板,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之所以1980年代中期普遍富裕,主要由于当时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土焦、煤矿、运输都靠人力,用人单位多,大家都歇不住。”
他说,当年自己搞砖厂的时候,用的都是本村的劳动力,每个人的工资可以开到一个月一百多元,在当时的物价条件下,足以养活一家老少。
即使煤老板的小煤窑,当时也是人工挖,钢钎打钻,人工放炮,风险虽然高,但是失业没有现在这么严重。早期,梭峪村开煤矿,只要解决村里的吃面问题即可。“每年中秋、春节,每家发两袋面。”
机械化开采速度碾碎了梭峪村的就业。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当土法炼焦取缔,全部改用机械炼焦之后,人力大大减少。“现在一台铲车相当于50个人的劳力”。随着国有煤矿的进驻,为当地人留下的就业门路越来越少。
摆在当地人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卖资源或者忍受污染。同为亿元村的会立村与梭峪村相隔不过几里路,该村的卖煤矿所得资金全部来自于梭峪村的煤老板。
记者采访期间看到,该村的一个小卖部,十多个无所事事的男子聚集在一起喝茶聊天。他们随手给记者拿出一叠无固定职业城镇居民摸底表。他们说,当年卖煤矿所得的钱早已挥霍一空。
可以看到,该村外表光鲜耀人——硬化的水泥道路,统一颜色的房屋。但在村子不远处就是矿区,黑色水流流淌的小河,脚踩在地面马上陷入灰尘之中。连这里的狗你都分不清楚颜色,全部和焦炭一样的色彩。
在煤炭经济还没有深入村庄的骨髓之前,梭峪村的人均耕地有一亩半左右。玉米、高粱、莜麦、黄豆、谷子长满坡地、谷地。甚至汾河水都淹到了目前的村委会所在地。梭峪村两位村官为此还争执当年的河水有多宽。他们甚至举手示意,当年的汾河水有一人多深。
这种日子一直保持到1990年代。自从煤价、焦炭价开始有回升迹象之后,梭峪村的村民们开始抛弃了传统的务农。结果开矿中遇到谁家坟墓搬迁,大家都会狠狠敲诈一把。“别人吃肉,我连糠都吃不上,这怎么可能?”
现在,村民们到大矿井面工作都得走后门,大煤矿开始抛弃本地人,因为“大矿一有风吹草动大家都知道”。从2003年开始,村官们发现,每年焦化厂的占地费也收不上来。此时,山西进入到煤矿关停整顿,环保风暴期间,“企业一停产,更难收占地费”。
更让他们担忧的是,随着企业占地后土地锐减以及城镇化进程,梭峪村的村民们的户口转成了城镇户口。但他们随之发现,他们既享受不了城市户口的待遇,连农户的待遇都享受不了。“不是市民的市民,不是农民的农民”。“我们现在还是亿元村,这还不如1985年,当时一袋面才15元,现在都涨到了80元。”梭峪村副主任闫海则不断掐着指头算账。在他们的眼中,似乎守着青山绿水,喝着清汤寡水的日子更让他们怀念。
梭峪村的救赎
所有的苦果都要自己咽下。
如今的闫林则还身在监狱,而同时起家的张巨海最终患癌症去世。虽无直接证据表明这与梭峪村的整体环境有关,不过至少梭峪村的环境在过去30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种变化让身为村委会副主任的王东旺颇为感慨。他说,至今村里已经发现几起因癌症死亡事件。2003年前后,村民还出现过胸闷、气喘等现象,主要因为焦化厂排出的有害气体所致。此后,古交市加大了环保整治力度,一大批焦化厂被停产。
在梭峪村广场上,至今可以看到“发展农业机械化,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标语。不过这些似乎只能成为标语。“不管是老百姓,还是煤老板都是悲剧人物。”山西一位煤炭业内人士感慨道。
悲观的情绪充满这个小村庄。梭峪村小卖部老板闫拉平对未来的市场行情很不看好。他的小卖部以前是按捆卖啤酒,现在按瓶卖。以前工人们抽5元的红河烟,现在变成了2.5元到3元的红旗渠。
在其小卖部不远的院子里不肯返乡的四川籍民工也有一肚子口水。为了在等待开矿中获得生活费,他们开始从古交市的批发市场买菜,然后在古交的各个乡镇流动卖菜,但是他们发现买菜的根本没几个人,“大家都没钱”。
喜欢吃肉的四川民工朱友杰说自己已经一个月没吃过肉了。没有小煤矿,他们的生活质量直线下降。山西过去的三十年的发展正是依靠小煤矿的支撑。当萧条席卷这个城市的时候,即使冒再大的搏命风险,这些民工依然愿意等待。
记者入住的闫林则所经营的古交市的酒店,开门即有一股潮气扑面而来,曾经这个酒店是古交市最红火的酒店,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不过,即便如此,停在闫林则酒店院子里落满灰尘的奔驰商务轿车,以及锁在车库内的豪华车,还是让人唏嘘不已。
梭峪村的一位村官极端地说,现在村里要地没地种,要工作没工作,那些已经攫取第一桶金,富裕起来的煤老板应该拿出钱来救济一下。
记者在村里时,村民们只是一个劲儿地拉记者看房屋裂缝,看自己每吨花费170元到180元买的煤泥,就连当地的派出所也发现自己没有煤烧了。梭峪乡派出所所长王琦直言,这是他当干警以来,第一次看到山西的老百姓冬天打煤饼取暖做饭。
当地的村民说,在4月初,邻村村委会的暖气片都被人偷着卖了。
梭峪乡派出所所长王琦已经感觉到压力重重。自年初以来,这个只有六个人的派出所就一直在排查出租房和流动人口,来了一个登记一个。他们甚至让矿长做矿工们的工作,让他们返乡,但是矿长们也为难。
“估计后半年的治安压力更大。”王琦意味深长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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