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屯兰煤矿每口凄凉的背影

在这个人口只有2498人的村落里，所有的人都在问一个问题：明天怎么办？

4月8日，并不宽敞的梭峪村街道一改往昔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无所事事的村民们聚集在一起，懒洋洋地享受着清晨的阳光。从太原出发，在盘山公路上转悠一个多小时即可到古交市。坐拥煤炭资源的梭峪村即在这个城市的西北方向。

当经济危机袭来，梭峪村，这个以煤为主业，拥有5座焦化厂以及多个洗煤厂的村庄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其在山西声名远播是因为这个村庄曾诞生过多个赫赫有名的煤老板，也因此被视为山西首富村。“我们都在家休息，看不见前途在哪里。”32岁的村民闫志平悲观地说道。两个月前，闫志平打工的洗煤厂已停产。自从山西古交“2·22”屯兰矿难之后，古交的煤矿全部关停，洗煤厂也无煤可洗。

在整个山西经济遭遇寒冬之际，煤炭所带来的黄金时代毫不留情地离这里的人们而去。梭峪村这个曾经的亿元村经济迅速下滑，由此引发的贫富分化加剧、失业、环境、治安等社会问题让这里的村官忧心忡忡。

等待的人们

见到王东旺的时候，他正拿着一叠纸，统计该村的地质灾害隐患点状况。自从“2·22”屯兰矿难之后，这项与矿难不搭边儿的工作就提上了日程。“上面怕再出事。”王东旺说，他是山西古交市梭峪村村委会副主任。目前，王东旺的首要任务是向上面争取更多的钱。

从2004年以来，他和村民们一直在和一家国有煤炭企业打官司。他们认为，正是这家煤炭企业的开采造成了村里地面塌陷、大量房屋出现裂缝。有的山上的裂缝“连毛驴都能掉进去”。村里曾经的四眼泉水全部干涸。

除了煤矿开采造成地面塌陷之外，焦化厂关闭之后占据的良田也已无法复垦，“比汶川大地震之后的土地都难复垦”。焦化厂产生的焦油已渗入土地之中，硬化的地面都可以“打篮球”。

梭峪村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年该村核实四百多亩土地塌陷，企业占地一千多亩，全村可耕种的土地不足六百亩，人均两分地。这个上世纪90年代靠土地吃饭的村落，一夜之间发现土地已不再属于他们。

梭峪村的村官们说，焦化厂的占地费一年山地一亩1000元，水田一亩2000元，自从焦化厂因为环保风暴、关停风暴、经济危机倒闭以来，还有每年100万元的占地费无法收回。

在村官们看来，这些钱杯水车薪，仅能解决眼前的困难。2000年之后，村里的劳力已不屑靠土地吃饭，煤炭成为他们唾手可得的资源——卖煤矿，搞运输。形势好的时候，村里的孩子们都不愿意上学，煤炭似乎成了永不枯竭的富矿。

失业正在加剧，虽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闫志平就是其中的一员。原本在砖厂工作的他为了获得一份稳定的工资，选择了洗煤厂。相比砖厂一年7个月的上班时间，洗煤厂可以上11个月班。

2000元的月收入足以养活一家四口人，现在这一切离他而去。这个32岁的汉子唉声叹气，“如果还是这样，我的两个孩子连初中都上不起”。

在拥挤的梭峪村村委会办公室内，挤满了前来办理低保的人们。“以前80元的低保人们都看不起，现在抢着要。”见过大风大浪的王东旺无奈地说。

过去的两年内，梭峪村的村民两次围堵在他们看来“制造塌陷的罪魁祸首”——当地的一家国有煤矿企业。“就是要让他们整体搬迁这些塌陷的房屋”。

熟悉内情的人士说，在以往煤炭行情好的时候，人们几乎可以忍受在裂缝的房屋居住，一旦煤矿行情不好，“即使讹也要从国有矿身上找出路”。至少现在，这条出路还若隐若现。被集体“绑架”的该国有矿通过各种途径证明不是自己造成的塌陷。

等待之中的还有那些不肯离去的外地打工者。梭峪村最高峰曾有七千多外来民工，几乎是全村人口的3倍。

来自四川的民工朱友杰端着饭碗，挤在炕边。虽然干着最苦最累的掘进煤矿巷道工作，然而，35岁的他还是乐观地说，“这个活虽然苦，但是相比其他地方，工资还是高。”

现在，矿上每天提供的伙食并不好，即便如此，一个月近3000元的收入诱惑也让朱友杰多了等待煤矿复产的一份耐心。

在梭峪村村民们的眼中，正是这些外地民工抢了他们的饭碗。当地煤矿2000年之后不再招收本地工人已经成为惯例。“一方面煤矿出了矿难后，外地人容易善后，另外则是本地人已经没有了吃苦耐劳的习惯。”

现在，他们是同一个战壕中的战友。

煤老板时过境迁

在梭峪乡办公室一张下辖各村2008年度基本情况汇总的表格中，清楚记录着梭峪村的人均收入为11035元。

村官们早已习惯数字的游戏。在他们看来，亿元村的名号只不过是两个煤老板的亿元村，“如果把他们的财产平均起来，全村人都可以住别墅了”。

这两个煤老板即为“古交首富”闫林则和“古交焦炭大王”张巨海，二者同为焦化厂起家的老板。至今，梭峪村的老百姓对这些煤老板还是充满着复杂的情绪。

1985年，巨海煤焦公司的老板张巨海在梭峪村创办第一个土焦厂，这也拉开了梭峪村的焦化厂历史。他甚至购置了运煤专列，这也开创了山西省第一家由农民经营煤炭专列的历史。

同为该村的煤老板闫林则在梭峪村靠运输煤炭白手起家，后又承包村里的砖厂。上个世纪90年代，闫林则创办村里的焦化厂。此后，五座焦化厂密集地建在了梭峪村的土地上。

“火爆时期，运煤车都不罩篷布，一里地都是黑的。”梭峪村的官员说。梭峪村曾被称为“不夜村”，半里地之外就能看到火光冲天。

当时，这些焦化厂的位置全部处在汾河边上，这给汾河这条山西母亲河造成了大量的污染。梭峪村的官员说，当时汾河水从娄烦出境还是清的，一入古交全部变成黑的。

污染没有阻挡住焦化厂进军的步伐。贫富分化急剧拉大。戏剧性的是最终闫林则因“雇凶杀人”的罪名锒铛入狱。

2005年，闫林则买下别人手中的一座经营多年不见起色的煤矿之后，迅速发展起来。该煤矿正位于梭峪乡。在很多人眼中，当年闫买下煤矿是为了避免焦炭价格的大涨大落，形成一条产业链。结果双方在煤矿价款的“口头协议”上发生争执，对方发动家属堵住煤矿的路。

一怒之下，闫林则指示手下相关人员准备“清理路障”。从当年闫林则的供述即可看出，他深谙乡村社会生态。这个坐拥亿元家产的富人说“穷人惹不起”，他指示手下的人，“千万别弄出事来，诈唬诈唬就行了，连腿也别打断”。意想不到的是，手下人竟酿成命案。

“煤老板雇凶杀人”一时成为2007年轰动山西的新闻。当年在病床上探望闫林则的一位记者说，当时闫林则大呼“上当了”，“眼泪哗哗地留下来”。当时身患重病的闫林则出庭的时候，都是被轮椅推进去的。

“梭峪的民风就是唬住老百姓就没问题，一旦唬不住就要出问题，”一位知情者说，“而且闫林则的性格是，谈好价格后，多少就是多少。”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个梭峪村的煤老板甚至将古交市煤矿安监局局长闫全维拉下马。为了开绿灯，闫全维收受了闫林则六百多万元的贿赂。这更是上演了一出“官煤勾结”的经典案例。

“闫林则只要对了脾气，对方要多少拿多少。”知情者说。在当地老百姓的眼中，当煤炭都挣钱的时候，大家都不眼红煤老板，“只是钱多钱少的问题”，一旦没钱，那么就眼红那些腰缠万贯的煤老板。更有人认为，当时村民就是为了“敲诈”闫林则。

如今，梭峪村的焦化厂全部关停，村子变成“青山绿水”。记者在梭峪村采访期间，看到巨海集团的“团”字中的“才”不翼而飞，只留下一个空荡荡的“口”挂在办公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