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屯兰煤矿每口凄凉的背影

　　在这个人口只有2498人的村落里，所有的人都在问一个问题：明天怎么办?

　　4月8日，并不宽敞的梭峪村街道一改往昔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无所事事的村民们聚集在一起，懒洋洋地享受着清晨的阳光。从太原出发，在盘山公路上转悠一个多小时即可到古交市。坐拥煤炭资源的梭峪村即在这个城市的西北方向。

　　当经济危机袭来，梭峪村，这个以煤为主业，拥有5座焦化厂以及多个洗煤厂的村庄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其在山西声名远播是因为这个村庄曾诞生过多个赫赫有名的煤老板，也因此被视为山西首富村。“我们都在家休息，看不见前途在哪里。”32岁的村民闫志平悲观地说道。两个月前，闫志平打工的洗煤厂已停产。自从山西古交“2·22”屯兰矿难之后，古交的煤矿全部关停，洗煤厂也无煤可洗。

　　在整个山西经济遭遇寒冬之际，煤炭所带来的黄金时代毫不留情地离这里的人们而去。梭峪村这个曾经的亿元村经济迅速下滑，由此引发的贫富分化加剧、失业、环境、治安等社会问题让这里的村官忧心忡忡。

　　等待的人们

　　见到王东旺的时候，他正拿着一叠纸，统计该村的地质灾害隐患点状况。自从“2·22”屯兰矿难之后，这项与矿难不搭边儿的工作就提上了日程。“上面怕再出事。”王东旺说，他是山西古交市梭峪村村委会副主任。目前，王东旺的首要任务是向上面争取更多的钱。

　　从2004年以来，他和村民们一直在和一家国有煤炭企业打官司。他们认为，正是这家煤炭企业的开采造成了村里地面塌陷、大量房屋出现裂缝。有的山上的裂缝“连毛驴都能掉进去”。村里曾经的四眼泉水全部干涸。

　　除了煤矿开采造成地面塌陷之外，焦化厂关闭之后占据的良田也已无法复垦，“比汶川大地震之后的土地都难复垦”。焦化厂产生的焦油已渗入土地之中，硬化的地面都可以“打篮球”。

　　梭峪村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年该村核实四百多亩土地塌陷，企业占地一千多亩，全村可耕种的土地不足六百亩，人均两分地。这个上世纪90年代靠土地吃饭的村落，一夜之间发现土地已不再属于他们。

　　梭峪村的村官们说，焦化厂的占地费一年山地一亩1000元，水田一亩2000元，自从焦化厂因为环保风暴、关停风暴、经济危机倒闭以来，还有每年100万元的占地费无法收回。

　　在村官们看来，这些钱杯水车薪，仅能解决眼前的困难。2000年之后，村里的劳力已不屑靠土地吃饭，煤炭成为他们唾手可得的资源——卖煤矿，搞运输。形势好的时候，村里的孩子们都不愿意上学，煤炭似乎成了永不枯竭的富矿。

　　失业正在加剧，虽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闫志平就是其中的一员。原本在砖厂工作的他为了获得一份稳定的工资，选择了洗煤厂。相比砖厂一年7个月的上班时间，洗煤厂可以上11个月班。

　　2000元的月收入足以养活一家四口人，现在这一切离他而去。这个32岁的汉子唉声叹气，“如果还是这样，我的两个孩子连初中都上不起”。

　　在拥挤的梭峪村村委会办公室内，挤满了前来办理低保的人们。“以前80元的低保人们都看不起，现在抢着要。”见过大风大浪的王东旺无奈地说。

　　过去的两年内，梭峪村的村民两次围堵在他们看来“制造塌陷的罪魁祸首”——当地的一家国有煤矿企业。“就是要让他们整体搬迁这些塌陷的房屋”。

　　熟悉内情的人士说，在以往煤炭行情好的时候，人们几乎可以忍受在裂缝的房屋居住，一旦煤矿行情不好，“即使讹也要从国有矿身上找出路”。至少现在，这条出路还若隐若现。被集体“绑架”的该国有矿通过各种途径证明不是自己造成的塌陷。

　　等待之中的还有那些不肯离去的外地打工者。梭峪村最高峰曾有七千多外来民工，几乎是全村人口的3倍。

　　来自四川的民工朱友杰端着饭碗，挤在炕边。虽然干着最苦最累的掘进煤矿巷道工作，然而，35岁的他还是乐观地说，“这个活虽然苦，但是相比其他地方，工资还是高。”

　　现在，矿上每天提供的伙食并不好，即便如此，一个月近3000元的收入诱惑也让朱友杰多了等待煤矿复产的一份耐心。

　　在梭峪村村民们的眼中，正是这些外地民工抢了他们的饭碗。当地煤矿2000年之后不再招收本地工人已经成为惯例。“一方面煤矿出了矿难后，外地人容易善后，另外则是本地人已经没有了吃苦耐劳的习惯。”

　　现在，他们是同一个战壕中的战友。

　　煤老板时过境迁

　　在梭峪乡办公室一张下辖各村2008年度基本情况汇总的表格中，清楚记录着梭峪村的人均收入为11035元。

　　村官们早已习惯数字的游戏。在他们看来，亿元村的名号只不过是两个煤老板的亿元村，“如果把他们的财产平均起来，全村人都可以住别墅了”。

　　这两个煤老板即为“古交首富”闫林则和“古交焦炭大王”张巨海，二者同为焦化厂起家的老板。至今，梭峪村的老百姓对这些煤老板还是充满着复杂的情绪。

　　1985年，巨海煤焦公司的老板张巨海在梭峪村创办第一个土焦厂，这也拉开了梭峪村的焦化厂历史。他甚至购置了运煤专列，这也开创了山西省第一家由农民经营煤炭专列的历史。

　　同为该村的煤老板闫林则在梭峪村靠运输煤炭白手起家，后又承包村里的砖厂。上个世纪90年代，闫林则创办村里的焦化厂。此后，五座焦化厂密集地建在了梭峪村的土地上。

　　“火爆时期，运煤车都不罩篷布，一里地都是黑的。”梭峪村的官员说。梭峪村曾被称为“不夜村”，半里地之外就能看到火光冲天。

　　当时，这些焦化厂的位置全部处在汾河边上，这给汾河这条山西母亲河造成了大量的污染。梭峪村的官员说，当时汾河水从娄烦出境还是清的，一入古交全部变成黑的。

　　污染没有阻挡住焦化厂进军的步伐。贫富分化急剧拉大。戏剧性的是最终闫林则因“雇凶杀人”的罪名锒铛入狱。

　　2005年，闫林则买下别人手中的一座经营多年不见起色的煤矿之后，迅速发展起来。该煤矿正位于梭峪乡。在很多人眼中，当年闫买下煤矿是为了避免焦炭价格的大涨大落，形成一条产业链。结果双方在煤矿价款的“口头协议”上发生争执，对方发动家属堵住煤矿的路。

　　一怒之下，闫林则指示手下相关人员准备“清理路障”。从当年闫林则的供述即可看出，他深谙乡村社会生态。这个坐拥亿元家产的富人说“穷人惹不起”，他指示手下的人，“千万别弄出事来，诈唬诈唬就行了，连腿也别打断”。意想不到的是，手下人竟酿成命案。

　　“煤老板雇凶杀人”一时成为2007年轰动山西的新闻。当年在病床上探望闫林则的一位记者说，当时闫林则大呼“上当了”，“眼泪哗哗地留下来”。当时身患重病的闫林则出庭的时候，都是被轮椅推进去的。

　　“梭峪的民风就是唬住老百姓就没问题，一旦唬不住就要出问题，”一位知情者说，“而且闫林则的性格是，谈好价格后，多少就是多少。”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个梭峪村的煤老板甚至将古交市煤矿安监局局长闫全维拉下马。为了开绿灯，闫全维收受了闫林则六百多万元的贿赂。这更是上演了一出“官煤勾结”的经典案例。

　　“闫林则只要对了脾气，对方要多少拿多少。”知情者说。在当地老百姓的眼中，当煤炭都挣钱的时候，大家都不眼红煤老板，“只是钱多钱少的问题”，一旦没钱，那么就眼红那些腰缠万贯的煤老板。更有人认为，当时村民就是为了“敲诈”闫林则。

　　如今，梭峪村的焦化厂全部关停，村子变成“青山绿水”。记者在梭峪村采访期间，看到巨海集团的“团”字中的“才”不翼而飞，只留下一个空荡荡的“口”挂在办公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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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的梭峪村

　　谈起曾经的梭峪村，村官们都会眉飞色舞。在他们的记忆中，梭峪村真正普遍富裕的日子竟然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

　　梭峪村副主任闫海则曾是梭峪村早期的砖厂老板，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之所以1980年代中期普遍富裕，主要由于当时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土焦、煤矿、运输都靠人力，用人单位多，大家都歇不住。”

　　他说，当年自己搞砖厂的时候，用的都是本村的劳动力，每个人的工资可以开到一个月一百多元，在当时的物价条件下，足以养活一家老少。

　　即使煤老板的小煤窑，当时也是人工挖，钢钎打钻，人工放炮，风险虽然高，但是失业没有现在这么严重。早期，梭峪村开煤矿，只要解决村里的吃面问题即可。“每年中秋、春节，每家发两袋面。”

　　机械化开采速度碾碎了梭峪村的就业。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当土法炼焦取缔，全部改用机械炼焦之后，人力大大减少。“现在一台铲车相当于50个人的劳力”。随着国有煤矿的进驻，为当地人留下的就业门路越来越少。

　　摆在当地人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卖资源或者忍受污染。同为亿元村的会立村与梭峪村相隔不过几里路，该村的卖煤矿所得资金全部来自于梭峪村的煤老板。

　　记者采访期间看到，该村的一个小卖部，十多个无所事事的男子聚集在一起喝茶聊天。他们随手给记者拿出一叠无固定职业城镇居民摸底表。他们说，当年卖煤矿所得的钱早已挥霍一空。

　　可以看到，该村外表光鲜耀人——硬化的水泥道路，统一颜色的房屋。但在村子不远处就是矿区，黑色水流流淌的小河，脚踩在地面马上陷入灰尘之中。连这里的狗你都分不清楚颜色，全部和焦炭一样的色彩。

　　在煤炭经济还没有深入村庄的骨髓之前，梭峪村的人均耕地有一亩半左右。玉米、高粱、莜麦、黄豆、谷子长满坡地、谷地。甚至汾河水都淹到了目前的村委会所在地。梭峪村两位村官为此还争执当年的河水有多宽。他们甚至举手示意，当年的汾河水有一人多深。

　　这种日子一直保持到1990年代。自从煤价、焦炭价开始有回升迹象之后，梭峪村的村民们开始抛弃了传统的务农。结果开矿中遇到谁家坟墓搬迁，大家都会狠狠敲诈一把。“别人吃肉，我连糠都吃不上，这怎么可能?”

　　现在，村民们到大矿井面工作都得走后门，大煤矿开始抛弃本地人，因为“大矿一有风吹草动大家都知道”。从2003年开始，村官们发现，每年焦化厂的占地费也收不上来。此时，山西进入到煤矿关停整顿，环保风暴期间，“企业一停产，更难收占地费”。

　　更让他们担忧的是，随着企业占地后土地锐减以及城镇化进程，梭峪村的村民们的户口转成了城镇户口。但他们随之发现，他们既享受不了城市户口的待遇，连农户的待遇都享受不了。“不是市民的市民，不是农民的农民”。“我们现在还是亿元村，这还不如1985年，当时一袋面才15元，现在都涨到了80元。”梭峪村副主任闫海则不断掐着指头算账。在他们的眼中，似乎守着青山绿水，喝着清汤寡水的日子更让他们怀念。

　　梭峪村的救赎

　　所有的苦果都要自己咽下。

　　如今的闫林则还身在监狱，而同时起家的张巨海最终患癌症去世。虽无直接证据表明这与梭峪村的整体环境有关，不过至少梭峪村的环境在过去30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种变化让身为村委会副主任的王东旺颇为感慨。他说，至今村里已经发现几起因癌症死亡事件。2003年前后，村民还出现过胸闷、气喘等现象，主要因为焦化厂排出的有害气体所致。此后，古交市加大了环保整治力度，一大批焦化厂被停产。

　　在梭峪村广场上，至今可以看到“发展农业机械化，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标语。不过这些似乎只能成为标语。“不管是老百姓，还是煤老板都是悲剧人物。”山西一位煤炭业内人士感慨道。

　　悲观的情绪充满这个小村庄。梭峪村小卖部老板闫拉平对未来的市场行情很不看好。他的小卖部以前是按捆卖啤酒，现在按瓶卖。以前工人们抽5元的红河烟，现在变成了2.5元到3元的红旗渠。

　　在其小卖部不远的院子里不肯返乡的四川籍民工也有一肚子口水。为了在等待开矿中获得生活费，他们开始从古交市的批发市场买菜，然后在古交的各个乡镇流动卖菜，但是他们发现买菜的根本没几个人，“大家都没钱”。

　　喜欢吃肉的四川民工朱友杰说自己已经一个月没吃过肉了。没有小煤矿，他们的生活质量直线下降。山西过去的三十年的发展正是依靠小煤矿的支撑。当萧条席卷这个城市的时候，即使冒再大的搏命风险，这些民工依然愿意等待。

　　记者入住的闫林则所经营的古交市的酒店，开门即有一股潮气扑面而来，曾经这个酒店是古交市最红火的酒店，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不过，即便如此，停在闫林则酒店院子里落满灰尘的奔驰商务轿车，以及锁在车库内的豪华车，还是让人唏嘘不已。

　　梭峪村的一位村官极端地说，现在村里要地没地种，要工作没工作，那些已经攫取第一桶金，富裕起来的煤老板应该拿出钱来救济一下。

　　记者在村里时，村民们只是一个劲儿地拉记者看房屋裂缝，看自己每吨花费170元到180元买的煤泥，就连当地的派出所也发现自己没有煤烧了。梭峪乡派出所所长王琦直言，这是他当干警以来，第一次看到山西的老百姓冬天打煤饼取暖做饭。

　　当地的村民说，在4月初，邻村村委会的暖气片都被人偷着卖了。

　　梭峪乡派出所所长王琦已经感觉到压力重重。自年初以来，这个只有六个人的派出所就一直在排查出租房和流动人口，来了一个登记一个。他们甚至让矿长做矿工们的工作，让他们返乡，但是矿长们也为难。

　　“估计后半年的治安压力更大。”王琦意味深长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