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听到一则顺口溜说：他（林彪）不喝酒不吸烟没能活到六十三；他（周恩来）只喝酒不吸烟没有活到七十三；他（毛泽东）不喝酒只吸烟勉强活到八十三；他（邓小平）既喝酒又吸烟却能活到九十三；他（张学良）又喝酒又吸烟，有时还要吸大烟，竟然活到一百零三。这段顺口溜虽然充满了搞笑元素，但实际上是对烟酒有害健康的否认和嘲笑。

      在现代文明的国度，吸烟酗酒一直被视为不健康和不文明的，吸烟伤肺，酗酒既伤肝又伤胃，早已成为老幼皆知的硬道理。但是，无论人们怎样鄙视吸烟和酗酒，烟酒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量却一直居高不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因很简单，这就是，说烟酒有害健康对于国家只不过是一种体现社会文明的姿态，对于个人只不过是对一般健康常识的口头认知，而强烈反对吸烟酗酒的只是那些压根就不吸烟和酒量严重低下的人。其实，不管是吸烟还是喝酒，这都是人的个性化需求，是一种有别于公论的精神享受，说严重了这也是一种民生民权。比如说，有烟瘾的人离开烟就会无精打采、四肢无力，就会坐卧不宁、生不如死，爱喝酒的人离开酒就会食不甘味、烦躁不安，就会口干舌燥、精神空虚。所以，吸烟酗酒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和真正的精神食粮，舆论界不主张他们吸，不赞同他们喝，就是天天在他们耳边喊，也只不过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已。再说，烟酒企业历来是国家的利税大户，如果全民真的断然不吸烟不喝酒了，岂不要有成千上万的烟酒企业关门和倒闭，最终受损失除了企业本身还有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因此，说烟酒有害身体健康只不过是一个不得不喊的口号。　     一个企业的兴旺，除了经济要增长之外，安全应该占有主导的地位。企业的强弱兴衰，离不开每位职工的谨小慎微。“保安全生产，防患于未然。”是为了我们的明天更美好。“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安全工作，常抓不懈。”则告诉人们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在于，安全是维系我们生存的基本条件。

可现实是在有些人的意识中，这些挂在墙上的安全标语，却如同“烟酒有害身体健康”这句口号一样，只是喊喊而已，并没有把它落实在行动上，运用在工作中，工作上我行我素，麻痹大意，以至于最终出了事故，伤害了自己他人，才从血淋淋的惨痛中醒悟过来，后悔不已，但这都为时已晚。

　 从政府的相关部门，到各行各业，安全制度没有不严谨的，安全条款没有不全面的，安全检查没有不经常的，安全处罚措施没有不严厉的。君不见，各级政府都专设有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所有矿难现场都刷有“安全第一”的口号，所有的省、市、县、乡和政府相关部门每年都要进行数次的“安全生产大检查”？但是，从一次一次又一次的事故中，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实质性的防范，看到的只是那么多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如同虚设；那么多的安全口号，不过空喊；那么多的安全检查，徒走形式。 

事实上，吸烟、酗酒、忽视安全的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除了人们对它们的危害性还有待于真正提高认识，烟酒在调节人际关系，增强公关力度上的巨大作用，不安全生产产生的短期效益，也是不能忽视的。有一个公认的说法，叫做小白棍打天下，人与人之间，无论是初次见面还是老相识，见了面只要把烟一递，然后再恭恭敬敬地给对方点上火，两人的关系立马就亲近许多。遇到不好办或者本来就办不成的事，只要把酒席一摆，拼上老命地与管事儿的人喝上一场，问题马上就会迎刃而解。你说烟酒有害，说吸烟酗酒有碍文明和健康，那你就等着遭人冷遇，四处坐冷板凳吧。同时因为资本的逐利本性渗入了那些握有管理安全生产权力，对安全生产负有相应责任的一些官员和相关机构人员的灵魂之中，使这些本不属经济领域的人们，成为了地地道道的“理性经济人”。作为“理性经济人”，他们以攫取“自身最大利益”为终极目标，就象资本以攫取最大利润为终极目标一样。对一些根本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你让他们“安全第一”就意味着停产。不安全生产却可以使 资本得以肆意地在血光中逐利。
     回头审视所知道的一些事故的处理结果，可以看到，出现事故，只要不死人，损失上面不追究，他们个人所需支付的“成本”极其低廉，甚至根本无需支付任何“成本”。而虽不安全的生产却能使其所辖地方的GDP增长，税费扩大，从而使他们个人名利双收，并由此大大增加升迁的砝码。生产不安全的风险成本如此之小，利益却又如此可观，那些有关安全的法律法规、制度措施、方式方法不被束之高阁，那才真是奇天下之大怪了。 

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一边喊着吸烟有害健康，一边却把整条整箱的高档香烟毕恭毕敬地送给上司和有所求的尊贵之人，一边喊着喝酒伤肝伤胃，一边又把茅台、五粮液诚惶诚恐地孝敬给对自己有恩和有用的人，一边喊着安全第一，一边又把安全管理人员的地位和待遇一降再降。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状况？答案是因为资本的逐利本性渗入了那些握有管理安全生产权力，对安全生产负有相应责任的一些官员和相关机构人员的灵魂之中，使这些本不属经济领域的人们，成为了地地道道的“理性经济人”。作为“理性经济人”，他们以攫取“自身最大利益”为终极目标，就象资本以攫取最大利润为终极目标一样。 
     尽管我们已经开始在很多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尽管我们已把安全列入议事日程，抓“三同时、五同时”，开会表态、发文件写计划、大检查搞运动，并且对违反者处以罚款，责任者进行追究，但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有烟瘾的人仍然会堂而皇之或偷偷摸摸地吸上几口，“五毒俱全”、“全身是病”的企业依然会开工生产。因此，要想真正实现安全第一，除了纪律和严厉的限制措施外，灵魂深处的触动和革命是最为要紧的，要遏制事故的频发，很重要的一条措施，就是使负有相应责任的官员们为事故所支付的“责任成本”，远大于他们从不安全生产中所得的利益。只要风险成本够大，相信人们一定会从高阁之上把那些有关安全的法律法规、制度措施、方式方法请回来，拂去上面的尘垢，然后规规矩矩、认认真真地，一项项、一条条地去落实安全第一的。 否则，不管你怎么高喊“烟酒有害健康”， “安全第一”，我看“生产第一”以及烟酒在国民心中的市场和稳固地位，依然要持续若干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