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28日,山西临汾,微风。

　　清早7时多,晨曦已钻了出来。龚长中走进工人食堂,他要了一块钱油条、一碗糊辣汤、两个鸡蛋。

　　大致相同的时间,同在普掘一队工作的河南信阳老乡徐正明,也到了食堂。他要了两个鸡蛋、两个包子、一碗汤面。

　　囫囵咽下后,8时许,两人下井了。

　　如果不出意外,每天下午16时左右,龚长中会和工友们一起升井,结束一天的劳动。中途他们不吃饭。

　　但这一次,龚长中没想到,他再次升井时已是4月5日下午2点多———当被困190多个小时后被救起时,他庆幸:平时不怎么吃早餐的他,当天饱吃的一顿,竟然成了“救命饭”。

　　从通风井下去的时候,龚长中和几位河南老乡说笑着。他们45个人一车,顺着600多米长的主井往下。当天,普掘一队包括他俩在内下井的共有11人。

　　大约5个小时后,普掘一队所在的运输大巷突然断电,安全检查员“收工出去”的喊声响起。“刚有人说透水,水就来了,撵着屁股跑。”龚长中说。

　　他们不知道,至少20万方小窑老空水,此刻已透入矿井,像一张死神织就的网,正来势凶猛地伸向各个巷道……

　　从这一瞬间起,他们遭遇了人生中残酷的八天八夜。

　　南方日报记者在太原采访了绑铁丝求救的矿工龚长中及其他几位矿工,通过他们的讲述完整还原了这惊心动魄的八天八夜。

　　-对话龚长中

　　记者:8天8夜,你们怎么熬过来的?

　　龚长中:就是喝水,煤层中渗出的浑水干净一些,靠水维持生命。底下其实并不冷,由于不通风。困了就睡,渴了就喝水。真没有想到能活这么长时间。

　　记者:怎么想到去绑铁丝的?

　　龚长中:我们当时在联络巷道等。钻头把工作面头顶打通后,我们就想着只要有一个人去报信,其他人就得救了。井下铁丝比较多,最初我是绑的细铁丝,怕断掉,后来又找来一根粗铁丝绑上。

　　记者:写信用的纸和笔哪里来的?井下那么黑,怎么写字?

　　龚长中:被困井下后,我们把矿灯集中起来,统一使用,为了省电。接到上面的“信号”后,我们打开矿灯,写下了求救信。纸其实就是两块硬纸板,笔井下的安全检查员随身都带得有。

　　炸巷巷道打通后,空气循环了,感觉空气新鲜了好多,否则很难坚持三天!

　　龚长中这辈子没有跑得这么快过。脑子一片空白的他,只想着跑,不停地跑,拼命地跑。

　　时间是3月28日13时40分左右。水已经从王家岭煤矿北翼盘区101回风顺槽悄然溢出。

　　官方通报当时正在井下作业的有261人。10分钟左右,生死界限暂时分清———官方称,108人逃出生天,153人被困。

　　龚长中听到瓦斯检测员李敏付的警告声时,他所在的普掘一队正在放炮作业。突然的断电和难受的耳鸣,是他对事故的最初记忆。“透水”的喊声从越来越多工友中口口传来,龚长中看到前面有人在跑,他也跟着跑了起来。

　　耳边,风筒发出“嘭、嘭、嘭”的巨响。眼前,灰尘在明显增多,越往前,能见度越低。巷道里水流越来越大,水头越来越高。“每跑一步都踏着水!”龚长中回忆。

　　龚长中和普掘一队的其他十个兄弟,很快被水堵住。跑了200多米后,他们只好退回来,站在高处。

　　水分秒都在猛涨。人员安全正在遭遇威胁。组长肖启旺等人和安全员商量,决定用施工用的炸药炸开联络巷道,往高处转移。熟知矿下结构的他们清楚地知道,联络巷道那边就是红旗队,巷道打通后,空气更加流通,人员抱团才有更大的生还可能。

　　“瓦斯员测量了,当时井下瓦斯浓度低,可以放炮,不会引起爆炸。”普掘一队老炮手孙中恩是炸巷道的人员之一。他说,28日下午四点多钟,包括安全员、瓦斯检测员和运输工人在内30多人,用了约一个小时的时间,终于将八九米厚的联络巷道打通了。

　　“一共放了五六炮,最后一炮炸开了,但烟已经很浓重了。”普掘一队工人时景朝说,爆炸过后,煤层纷纷掉落,工友们就跟在后面清理被炸掉的煤块。

　　“巷道打通后,空气循环了,感觉空气新鲜了好多,否则很难坚持三天!”4月8日,龚长中对南方日报记者说,巷道打通后,他们和困在另一个巷道的红旗队约50人会合了。

　　“对方很高兴,开始他们不知道是谁在打炮,还以为我们是去营救他们的人呢。”

　　钻杆从巷道顶部慢慢钻出一个洞,伸出一根管子。“地面上的人在营救我们!”矿工们异常兴奋。

　　满心以为会合红旗队,就可以出井口的龚长中,很快发现距井口处约百米长的巷道已被大水堵住了。无奈,他和80多名工友一起,开始漫长的等待。

　　徐正明一直和龚长中呆在一起。期间,为保存体力,他们说话并不多。但有几句对话,徐正明记住了。

　　“我问他‘咋办?’他说‘注定了,上面不会不管我们的’,他的心情倒很平和。”徐正明说,后来他的情绪稍微好了一些。

　　龚长中他们下井时,并不习惯随身携带食品。饥肠辘辘中,他们熬过了被困井下的第一夜。煤层和巷道中的水,勉强维持着他们最初的体力。

　　龚长中回忆,由于不知道何时才能获救,为了节省体力和电,大家围聚在一起,将矿灯全部关掉。“每天只有派人出去查看水位时,才会打开矿灯。”

　　“第四天时,水不见涨,我们知道上面在救我们。渴了,我们就喝通道里的水,困了就睡觉。”

　　工友的自救方式很快让徐正明开了眼界。有的人,把通风管、两个油筒和木头绑在一起拼接,做成简易筏子,一个筏子坐上两个人,想用铁锹划水沿矿道出去,但很快无功而返；有的人把衣服裤子全脱了,拧结实两端后绑在边上的铁丝护网上,宛如坐“秋千”……

　　没有戴手表的龚长中在漆黑的矿井中,慢慢失去了时间概念。

　　“大概是第六天的时候,我们终于听到头顶上‘嗡嗡’的声音,我爬过去听,是在打钻。”

　　有工人立即打开矿灯一看,从巷道顶部慢慢钻出一个洞,伸出一根管子。

　　“地面上的人在营救我们!”矿工们异常兴奋,有的人当场哭了。时景朝说,钻筒伸下来,激起的水花都能看到,地面抽风把井下的废气“腾”地抽走了。

　　龚长中和肖启旺脱掉衣服,沿着传送皮带,自告奋勇地趟着齐腰深的水走了数十米,爬到对岸。

　　他们看到了救命的钻杆。两人试着敲击,第一次没有反应,第二次有了,下面敲两下,上面回应两下。

        时间是4月2日14时12分。井下传出的敲击钢管的声音,让地面的救援人员欢呼雀跃。

　　铁丝和信“下面有100多人被困,需要水和食物,等待救援。放下一部电话联系。”刘学军在其中一封信上写道。

　　钻杆第二次从地面放下时,龚长中将从巷道中找到的一根铁丝拧弯,绑在钻杆上。

　　随后,他又把工友刘学军写的两封信装在自救器的盒子里面,用绳子绑到钻头最前端,希望拔钻的时候能带出去。

　　“下面有100多人被困,需要水和食物,等待救援。放下一部电话联系。”刘学军在其中一封信上写道。

　　当日15时10分,在出井的最后一根钻杆头上,救援人员发现了这根挽着的18厘米长的铁丝。

　　“只有铁丝上去了,估计在钻杆回收过程中,自救器被蹭掉了。”龚长中事后说。

　　但这根弯曲的铁丝,无疑给地面上的救援人员带来了更加明确的生命信号。

　　当天18时02分许,救援人员将360袋葡萄糖营养液和装在矿泉水瓶中的两封信,放在钻杆内向井下输送。

　　“敲击过钻杆后,我们就离开了。”龚长中说,他们敲击过钻杆后,逐步向井口方向前进,没再回到敲击钻杆的地方。他说,钻头所在位置下方的巷道中,积水有一米多深,救援人员往井下输送的营养液等物品,估计只被少数的被困者捡到了。

　　4月3日,山西省长王君来到2号钻孔位,使劲敲击钢管,试图与被困工人对话。但等了近一个小时,没有得到井下的任何回复。 南方日报记者徐剑桥山西报道实习生周游统筹:胡念飞

　　龚长中向南方日报记者解释,由于担心井里瓦斯浓度超标,敲出火花引起爆炸,所以不敢继续敲钻杆。另外,为保持体力,他们也不敢走动太多,只能长时间坐着。

　　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突然断了信息。局面的反复,让救援人员十分着急。

　　与此同时,水位的反复,同样在考验着被困者和救援者。4月3日,此次透水事故的元凶———小煤窑再次透水,尽管井下排水能力已超过每小时2000立方米,但水位下降却不明显。

　　这与时景朝在井下的所见完全吻合。他说,其间,水又上涨了两次,而且很凶猛,即便不涨,水位也不降。龚长中也说:“老窑水上来后,和最初透水的水位差不多齐平了。”

　　当天,龚长中看到有工友开始吃煤块和巷道里包炸药的纸片。“非常难以下咽,但大家都饿得不行了,只好用巷道里的水就着煤一起送进嘴去。”

　　余生龚长中担心万一上来不了,“会苦了老婆,又影响儿子的学习,以后怎么办啊?”

　　被困者的生命气息在渐趋微弱,理论上的救援黄金期早已过去。

　　时景朝觉得无望获救了。绝望中,他难以入睡,他想起了因中风逝去的母亲、家中的父亲和两个姐姐。他刚刚结婚才2年多,孩子还不满1岁,家里的外债还等着他去偿还。

　　龚长中则担心万一上来不了,“会苦了老婆,又影响儿子的学习,以后怎么办啊?”他家里还有两个儿子,一个20岁,今年高中毕业；一个13岁,正在读小学六年级。

　　4日下午,井下水位在大型水泵的作用下,开始明显下降了。当晚10时15分,透水巷道的最低处巷道顶露出水面,下井救人条件初步具备,人员被困处与外面空气连通了。

　　当晚10时50分许,10个救援分队共计100余人陆续下井展开搜救。

　　5日零时40分左右,首批9名被困工人率先获救,拉开了“救援奇迹”的序幕。

　　4月5日下午,被困了八天八夜的龚长中和工友们,忽然发现远处有亮光闪动,接着传来“里面有人吗”的喊声。

　　“有!我当时很激动,一直到救援队下来,我的精神状态都保持得不错。”龚长中说,救援队员看到灯光还很多,也非常激动。

　　他们随后4人一组,被橡皮筏拉到井口后,用担架抬了出来。

　　事后,龚长中打听到,5日11时18分到14时15分,第二批共有106名工人被救起。而普掘一队下井的11名矿工全部获救了,这些人包括徐正明、肖启旺,以及时关中(36岁)、时景朝(25岁)、杨军光(42岁)、孙中恩(39岁)、孙君佑(41岁)等人(五人均为河南南阳人)。

　　伤口山西医科大第一医院表示,救治的20名获救工人中,有4名精神重症病例,7人睡眠不好。

　　徐正明已经不太愿意回忆井下的细节。

　　4月8日,面对南方日报记者,他只是一个劲地说:“都过去了。”肖启旺也说,康复以后,他要健健康康地回家,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一切似乎都没有那么快过去。

　　就在当天,南方日报记者从山西医科大第一医院获悉,该院救治的20名获救工人中,有4名精神重症病例,7人睡眠不好。

　　4月7日,山西省人民医院精神卫生科专家也对该院收治的20名生还矿工做了心理健康测评。结果如出一辙:其中仅有4人的心理是正常的,其他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

　　成功逃生后的后遗症,事实上已开始显现出来———除了电解质紊乱、血尿酸偏高、肾功能损伤、饥饿性酮症等生理症状,心理上留存的恐惧,让一些获救工人受到了抑郁和焦虑的困扰。

　　这让记者和获救者的交谈变得小心翼翼。似乎,在病房里多待一秒,都会造成伤害。

　　肖启旺18岁就出来挖煤,在贵州、江西、山西多个煤矿打过工。现在家里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刚读初一,4岁的小女儿也上幼儿园了。

　　今年50岁的徐正明,儿子26岁,女儿24岁。事发时,他到王家岭矿上才做工5天。之前,他辗转湖南、贵州等地,主要做喷漆和木工活。

　　家庭较重的经济负担,让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做矿工。

　　龚长中说,他最初也是经老乡介绍走上矿工路的。此前,他在贵州金沙县已断断续续做了五六年矿工。“工资还不错,年收入能有四五万。”

　　被救起两天后,龚长中仍然感到后怕:“正月初八才到矿上,刚干了一个多月就碰上了。”

　　采访完,记者问他:“以后会换份工作吗?”

　　龚长中答:“等身体康复后我会马上回家,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再说。以后还做不做矿工,还没想清楚。我也知道,煤矿的危险性随时都有。”

　　此时,已是下午6时。窗外,春日黄昏的最后一抹余晖正在散尽。400公里外,王家岭矿上,当时还有18名他的工友被困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