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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难的伤疤一个矿工村的生存样本

作者:雷 磊 来源:本站搜集 发布时间:2012年03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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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园沟距镇上大约2km,刘光友一般一个月下镇上一次,理发,取政府给发的低保款,单程要走3个半小时

  在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八仙镇,最高峰的时候,每年有数以千计的壮年男性到山西当矿工。过去的20年里,频发的矿难,让这里成为了国家能源链条上最疼痛的一环。

没放鞭炮的家庭

  镇上烟花的声音循着溪水进到深山。过年的热闹,让王多权觉得悲伤。在这豹溪沟尽头的房子里,家具都已经破旧了,搭着布帘的21寸电视机是唯一的大件电器。瘦小的王多权躺在床上,眼窝深陷,屋内漂浮的灰尘顺着光线落到他的头发上。

  雪从腊月底开始,已经下了一个多星期。正是一年最冷的时候。煤块在床边的炉子悄悄燃烧,但热量似乎被寒冷吞噬尽了。36岁的王多权已经躺了16年了。16年前发生在山西煤矿的事故,砸断了他肩胛下的脊椎,并将他的人生死死地定格在山间的家中——王多权自腰部以下瘫痪,大小便失禁。

  王多权的家乡陕西省平利县八仙镇,地处高寒山区,土地贫瘠,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外出务工的浪潮席卷了山乡,男人们抛妻别子去往外乡谋生。务工收入逐渐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

  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发展催生出能源开发的热潮。一大批安全生产不合格的矿井和黑煤窑在山西出现,并需要大量劳动力。淘到第一桶金的山乡村民回到家乡,将山西描述成为一个遍地都是“乌金”的地方。

  越来越多的八仙镇男人在贫困的驱使下,走进了矿井。这些新矿工多数没有太多安全知识,他们并没有机会进入国有矿井,只能寄身无证或者条件差的小煤窑。

  “当初去山西挖煤,就是为了赚够结婚的钱。”王多权说。1996年春节后,20岁的王多权放弃了在家中烧木炭的营生,和亲友一起到山西省汾西县一处私人煤矿做矿工。八仙镇的矿工多数是王多权这样的中小学毕业生。父母放心王多权外出是因为煤矿的承包者就是他的表哥。

  王多权需要将几百斤的煤车拉到指定的位置,上班12个小时内他可以拉30车。每车的工资是8毛多,这样他每天就可以挣到20块钱。每次上完班都黑得“只看得见一排牙齿”,很多人累得衣服也不脱就躺倒睡下了,王多权则每天都坚持洗澡,衣服也是洗得干干净净。

  “8月16日下午两点多,”王多权清楚地记得16年前的那一刻,“半吨煤啊,突然塌下来压在我身上,当时并没有昏过去,我摸了摸腿,已经毫无知觉了。”后来到医院他才知道,煤块砸断了他的脊椎。

  八仙镇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壮年男性到山西做矿工,这里的小孩子在很小时就已经明白冒顶、透水、瓦斯爆炸的含义,矿难将两个相距千里的地方牢牢地纠缠在一起。在八仙镇乌药山村一组,数十人的廖家湾院子近年已有4人在矿井中死去。小伙子春节后活蹦乱跳地出去,回到家乡的往往就只有他们的骨灰盒,到山西做矿工被称为“脑袋拴在裤腰带上”。

  过去的16年里,是父母支付着王多权维生的粮食和药品。因为是亲属,王多权获得了表哥付给的2万元赔偿,煤矿的承包者表哥当时也没有什么钱。

  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占全世界煤矿死亡总人数的70%左右。”王多权是“70%”这个数字之外的“幸运者”。

  事故后,未婚妻到医院看过王多权后,便不再应承结婚的事情,计划中的婚事泡汤了。之后,未婚妻转而嫁给了王多权的弟弟。为了照顾王多权,家中经济一直很紧张,在为王家诞下一名女婴后,弟媳还是离开了豹溪沟远走嫁人了。

  春节前两个月,父亲忽然去世了。父亲死前忙于修建一口水池,一直在几公里外的沟口背石头、水泥,日夜赶工。他想用池里的水熬制麻糖去集镇上卖。水池刚做好,父亲就大口吐血,等到家人发现倒在地上的父亲,他已经没有气息了。

  年关时节的大雪,将王多权家的房屋和荒山连为一体,清冷灰暗。邻居多数都已经搬出山坳,院子里静悄悄的。偶尔,阳光透过窗户将屋里照亮,化雪的水从屋檐滴进水窝,听着声音王多权可以感到一丝生机。

  王多权家已经很久没有放过鞭炮了,自从他出事之后,这个家庭的神经始终处于紧绷状态。有人说,陕南农村过年不放鞭炮的人家十有七八是在煤矿里出过事儿的,因为悲伤和贫穷。在豹溪沟的几十户人家里,就有十几人死于山西的煤矿。山沟里静悄悄的。

父母给儿子把棺材都备好了

  没有人统计过在过去的20年里,八仙镇有多少人把性命或者肢体留在了遥远北方的煤矿上。记者走访了解到,仅该镇豹溪沟、石水沟、仁溪沟,死于矿难的就超40人,这些壮年人的坟茔,散落在山间的杂草后面。

  在一次几乎和王多权一样的事故中,八仙镇百好河村的高章平自腹部以下瘫痪,他与王多权是同年。1993年,考上县中学却无钱就读的高章平到山西挣学费,在矿井中被砸断脊梁回到家乡。

  “当时想能挣着钱了,就回家继续读书。”高章平很后悔自己当时去山西的决定,造成自己一辈子的困厄。当时,涉世未深的他并不知道身上的伤意味着什么,在被矿老板包车送回家后,他下半身开始萎缩。

  八仙镇石水沟村的伍海曾是当地风云一时的“矿老板”,他从汾西县林业局承包了一口矿井,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他的矿井里进驻了上百名老家的矿工,他自己也聚集起数十万元的资产。在矿工们的回忆中,伍海曾是一个慷慨的“老板”,有人死伤,他给付赔偿从不小气。在赔偿标准还是十多万元的2000年,他曾对一名受伤瘫痪的矿工一次性赔偿30万元。

  2008年初,一次下矿巡查时,伍海和其姐夫双双因瓦斯中毒死亡。仅有31岁的“老板”,留下年逾六旬的父母孤苦地照看他刚刚出生不久的龙凤胎儿女。

  众多的家庭因为远在山西煤矿的事故分崩离析,他们在失去丈夫、父亲和儿子后,女人们为生活所迫改嫁,而老人和小孩则面临绝境。

  “在中国,似乎从来都是最穷的、层次最低的人去干煤矿、做采煤工,贫穷是中国煤炭生产事故层出不穷的最主要根源之一。”兖矿集团副总工程师王振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资料显示,我国煤矿井下采掘一线80%以上为农民工。这些农民工大都来自八仙镇这样的中西部贫困地区。

  缺乏有效救治和康复训练,让高章平和王多权几乎处于濒死的境地。王多权在治疗期间因营养匮乏导致肠胃并发症,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进食,一度昏迷。当时,父母已经替王多权准备好了棺材,直到医生帮他调理好肠胃,才逐渐缓过来。

  高章平的读书梦也彻底碎了。住在山崂上的他曾长期被褥疮困扰,伤口鲜血淋漓长达数寸,腐烂至股骨,令他痛不欲生。山上无法使用轮椅,自背部断裂的脊椎也使得他无法坐立起来。

  “屁股上没有肉,坚硬的骨头常常把屁股上的肉皮磨破。”为了能坐上轮椅行动,高章平特地买了藤椅锻炼自己坐立。由于下身只剩皮包骨,虽然无法察觉疼痛,但腐烂却会一直蔓延。

  2004年,已经可以坐立的高章平辞别了母亲,从山崂上搬到百好河村委会附近,他花了1000元钱在平坦的村委会附近盖起了一间小屋。虽然,自己花光了仅剩的积蓄,高章平还是愿意将自己能搬家的功劳记在村支书的头上。

  村里为他批了地基,还给了他一小块土地,民政部门也每个月发给他250元“五保金”。“幸亏有田支书,我才能勉强过下去。”高章平觉得,多亏村官的帮忙,他才有了指望。

  2012年1月22日是除夕,漫山遍野的鞭炮声使高章平想起了还在山崂上的母亲。此前几年,年逾七十的母亲还可以从山崂上走下来和自己团圆,今年却一直没有等来母亲的身影。老母亲身体衰微,已经下不了山了。

  “母亲都没来,哪像过年呢?”在这个最为重要的节日里,高章平甚至吃得比平时更差一些。一想到年迈的老母亲一个人在山上孤苦伶仃,高章平就沮丧起来。

  王多权家里的团圆饭吃得沉沉闷闷,去年还坐在主位上的父亲,而今已不在了。

王多权每天要躺着工作10h。一双鞋垫要花上10天才能完成,而刺绣整幅作品耗费的时间则更长。2008年汶川地震,王多权捐出了10双鞋垫。青海玉树地震,王多权给平利县委写信,要求组织义卖,但未获回复。他希望有人买他的鞋垫

男人的针线活儿

  这个年让王多权觉得尤为难过,父亲下葬的费用还没有着落,弟弟出门打工多年,却没有挣到什么钱。

  大年初三一早,住在八仙镇狮坪村六组的刘光友便出发去对门山上的弟弟家拜年。临行前他需要用汽车轮胎皮绑好下肢,然后带上木质的撑手。双手撑地,抬起臀部,然后向前挪动。

  去弟弟家路远约2.5km,先下坡然后上坡。下坡他可以用臀部滑行,走得稍快一些,而上坡他则必须退着挪动,以保持平衡。每一步,49岁的他都需要用双手举起自己近百斤的身体。到弟弟家里时已接近中午,这段路他走了4个多小时。

  2004年3月17日,他的双腿在山西官山煤矿的一次事故中被齐膝斩断。为了行动,他问修车铺要来了废弃的汽车内胎,然后用粗麻绳串成兜状,包裹住自己的下身,以双手行走。如今,他已经能在家中行动,自理饮食起居,甚至他还能搭车去邻镇姐姐家拿生活费。

  到弟弟家是刘光友每年最开心的事情,不仅可以吃到热乎可口的饭菜,也可以见到侄儿和侄女。独居山里的他喜欢热闹,他觉得热闹的地方有生气。平日里无事可做的时候,刘光友常常帮邻居守夜照看猪牛下崽。

  “下崽儿是件喜事哩。”刘光友说,夜里打着手电筒看到新生命一个个出生,那喜悦使他感到激动。

  苦难都是一样的,活着却要积聚心底的信念。刘光友心中的榜样则是邻居邹树礼,70岁的老人家如今种着4亩多山地,每年收获的玉米、土豆、魔芋都在上千斤。1993年,为了给上大学的儿子挣学费,老人的双眼在煤矿中被炸瞎,面部至今还残留着煤渣的墨色,星星点点。

  看不见任何光亮的老人在山中重建了自己的生活。他从熟悉房屋周围的事物开始,逐渐扩大范围到房屋周围的山林土地。如今,他已经能在崎岖陡峭的山中自如地行走、耕种收获,洗菜做饭。每次做农活,他都会带一根竹竿,以帮助他确定长度,在地里种出横竖成行的作物。夏天热,他就从下午开始到地里干活,夜晚头顶着星光的清辉,一直做到天亮才回家睡去。

  儿子毕业后,回到了镇上教书,为了孝敬老人把他接到集镇上新修建的楼房。邹树礼住得不习惯,他摸不准街上的车和行人,喧闹令他感到心烦。后来,他便又回到山里,经管着自己早已熟稔的土地。

  坐上轮椅的高章平,已经学会一个人穿衣服、做饭、洗衣服,他把自己的小房间收拾得干净得体。经过了十几年的努力,他现在已经逐渐掌握了大小便的规律。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数,他吃得很少,一般都是一小碗,现在他已经能做到5天解一次大手了。遇到便秘,他上一次厕所需要近40min。

  为了让自己更有尊严地解手,他在小屋旁边为自己盖了一座厕所,轮椅可以开进去。每次上厕所,他需要从轮椅坐到厕所里放置的凳子上,解完后再回到轮椅上,出来。由于腹部以下全无知觉,此前常常就拉在床上和衣服里。

  刚刚回到家里时,王多权对未来感到绝望,他根本无法坐立,行动都仅限于床上。抽烟成了他排遣忧愁的方式,刚回家时他几乎每天都会抽完近2包劣质香烟。后来,他发现母亲经常做绣花的鞋垫挣钱,他便接过来学着做。曾经挖煤的粗糙双手戴上了顶针,开始穿针引线,能做事的喜悦让他重拾了活着的信心。

  “手上忙着,时间就过得特别快。”王多权说自己逐渐喜欢上了针线活儿,做起来不知疲倦。绣花鞋垫一双约15块钱,王多权可以5天做一双。

  为了做针线,他的床头悬挂着一只15w的节能灯泡,床上摆满了各种丝线。他正绣着的一幅十字绣主题是“花开富贵”,他用40多种颜色的丝线绣了牡丹花叶,颜色饱满多姿。

  年里的炮竹声总会将睡得很浅的王多权惊醒,他家门前的狗总会惊叫几声。犬吠压低溪流的水声,回荡在山坳里。

坚忍地活着

  大年初五,王多权的三姑到家里看他,听说他吃得很少,给他带了些软和的吃食。他当年就是在三姑儿子的矿上出事的,这几年表哥的“包矿”事业也一直不顺利,没挣到什么钱。

  慑于黑矿主的欺骗和恐吓,死伤的矿工获得的赔偿并不高。高章平受伤后,矿主一直告诉他并无大碍,可以恢复,信以为真的他回到家乡,矿主扔下2000元钱就消失了。对他所谓的救治,也只是受伤后在医院挂了几天生理盐水。表哥给王多权的2万元赔偿,也早已在他治疗过程中花光。

  如今,高章平赖以为生的是每个月250元的“五保金”。相比高章平取得的成果,王多权在争取社会保障上则显得有心无力。

  “我也不知道低保金究竟是怎么发放的。”他只听说村里的低保全被打到了一个账户里面,也不知道更多的详情。

  早在1999年,他就办理了残疾人证,但一直到去年他才获得了“低保”资格,“是最低额度那种”。但整整一年,王多权并没有领到一分钱,母亲去村里质问村官,被告知他的低保金被人挪用了。躺在床上,瘦削的王多权只是哀叹自己的命不好。

  就算是拿到低保金和五保金,生活也不易。高章平算了一笔账,他每3年需要换一个轮椅,每个轮椅需要近千元。他用于做饭的煤炭是0.75元一块,冬天需要每天4块。而前两年还是28块钱20斤的米,如今已经涨到了58元。为了省钱,他开始在自己的房屋旁边种植一些蔬菜,请邻居帮忙照料。目前,他还需要母亲和邻居的接济才能勉强度日。

  现在,这个镇子的年轻人再也不愿像他们的父辈去矿井赌命了,他们更多地选择了去东南沿海的工厂。而那些年纪稍大的男人们,还得在春节过后北向而行。豹溪沟中人们又开始联系出门的事情,王多权听说自己的一些亲戚又要到山西去了。

  也许,古老的八仙镇不会再为北方遥远的煤矿支付更多的性命和健康了。在王多权他们卧床的16年间,屡发不止的矿难,已经促使有关部门前所未有地重视煤矿的生产安全。国家安监总局党组成员兼总工程师、新闻发言人黄毅早在2011年2月就公开表示,“十二五”期间,“煤炭百万吨死亡率将下降28%以上,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下降12.5%以上”。

  父亲死了,母亲也已经老了,王多权感到时间紧迫,需要挣钱养家。而当下,他每天绣十字绣一直到凌晨6点,10点钟起床后,他又接着穿针引线。长时间的顶针,使得他的中指结出厚厚一层硬壳,无名指开始骨质增生。糟糕的是,他的视线也开始变得模糊,常常看不见针孔。

  更让他忧愁的是,山中院里的人户都已经搬走了,他绣的作品根本找不到人拿到外面去卖。而在镇上,几乎没有人买得起他耗时几个月绣成的画。

  “要是有电脑开个网店就好办了。”王多权想如果在网上卖,他的十字绣或许能打开销路。然而购买一台电脑,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

  眼前,他终于松了一口气。亲友和邻居们凑了一些钱,将父亲一直厝着的棺木于正月初十下葬。(图文转载自2012年2月2日《南方周末》)

  编辑 韩 颖

责任编辑:kerry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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