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难的伤疤一个矿工村的生存样本

竹园沟距镇上大约2km，刘光友一般一个月下镇上一次，理发，取政府给发的低保款，单程要走3个半小时

　　在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八仙镇，最高峰的时候，每年有数以千计的壮年男性到山西当矿工。过去的20年里，频发的矿难，让这里成为了国家能源链条上最疼痛的一环。

没放鞭炮的家庭

　　镇上烟花的声音循着溪水进到深山。过年的热闹，让王多权觉得悲伤。在这豹溪沟尽头的房子里，家具都已经破旧了，搭着布帘的21寸电视机是唯一的大件电器。瘦小的王多权躺在床上，眼窝深陷，屋内漂浮的灰尘顺着光线落到他的头发上。

　　雪从腊月底开始，已经下了一个多星期。正是一年最冷的时候。煤块在床边的炉子悄悄燃烧，但热量似乎被寒冷吞噬尽了。36岁的王多权已经躺了16年了。16年前发生在山西煤矿的事故，砸断了他肩胛下的脊椎，并将他的人生死死地定格在山间的家中——王多权自腰部以下瘫痪，大小便失禁。

　　王多权的家乡陕西省平利县八仙镇，地处高寒山区，土地贫瘠，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外出务工的浪潮席卷了山乡，男人们抛妻别子去往外乡谋生。务工收入逐渐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

　　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发展催生出能源开发的热潮。一大批安全生产不合格的矿井和黑煤窑在山西出现，并需要大量劳动力。淘到第一桶金的山乡村民回到家乡，将山西描述成为一个遍地都是“乌金”的地方。

　　越来越多的八仙镇男人在贫困的驱使下，走进了矿井。这些新矿工多数没有太多安全知识，他们并没有机会进入国有矿井，只能寄身无证或者条件差的小煤窑。

　　“当初去山西挖煤，就是为了赚够结婚的钱。”王多权说。1996年春节后，20岁的王多权放弃了在家中烧木炭的营生，和亲友一起到山西省汾西县一处私人煤矿做矿工。八仙镇的矿工多数是王多权这样的中小学毕业生。父母放心王多权外出是因为煤矿的承包者就是他的表哥。

　　王多权需要将几百斤的煤车拉到指定的位置，上班12个小时内他可以拉30车。每车的工资是8毛多，这样他每天就可以挣到20块钱。每次上完班都黑得“只看得见一排牙齿”，很多人累得衣服也不脱就躺倒睡下了，王多权则每天都坚持洗澡，衣服也是洗得干干净净。

　　“8月16日下午两点多，”王多权清楚地记得16年前的那一刻，“半吨煤啊，突然塌下来压在我身上，当时并没有昏过去，我摸了摸腿，已经毫无知觉了。”后来到医院他才知道，煤块砸断了他的脊椎。

　　八仙镇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壮年男性到山西做矿工，这里的小孩子在很小时就已经明白冒顶、透水、瓦斯爆炸的含义，矿难将两个相距千里的地方牢牢地纠缠在一起。在八仙镇乌药山村一组，数十人的廖家湾院子近年已有4人在矿井中死去。小伙子春节后活蹦乱跳地出去，回到家乡的往往就只有他们的骨灰盒，到山西做矿工被称为“脑袋拴在裤腰带上”。

　　过去的16年里，是父母支付着王多权维生的粮食和药品。因为是亲属，王多权获得了表哥付给的2万元赔偿，煤矿的承包者表哥当时也没有什么钱。

　　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占全世界煤矿死亡总人数的70%左右。”王多权是“70%”这个数字之外的“幸运者”。

　　事故后，未婚妻到医院看过王多权后，便不再应承结婚的事情，计划中的婚事泡汤了。之后，未婚妻转而嫁给了王多权的弟弟。为了照顾王多权，家中经济一直很紧张，在为王家诞下一名女婴后，弟媳还是离开了豹溪沟远走嫁人了。

　　春节前两个月，父亲忽然去世了。父亲死前忙于修建一口水池，一直在几公里外的沟口背石头、水泥，日夜赶工。他想用池里的水熬制麻糖去集镇上卖。水池刚做好，父亲就大口吐血，等到家人发现倒在地上的父亲，他已经没有气息了。

　　年关时节的大雪，将王多权家的房屋和荒山连为一体，清冷灰暗。邻居多数都已经搬出山坳，院子里静悄悄的。偶尔，阳光透过窗户将屋里照亮，化雪的水从屋檐滴进水窝，听着声音王多权可以感到一丝生机。

　　王多权家已经很久没有放过鞭炮了，自从他出事之后，这个家庭的神经始终处于紧绷状态。有人说，陕南农村过年不放鞭炮的人家十有七八是在煤矿里出过事儿的，因为悲伤和贫穷。在豹溪沟的几十户人家里，就有十几人死于山西的煤矿。山沟里静悄悄的。

父母给儿子把棺材都备好了

　　没有人统计过在过去的20年里，八仙镇有多少人把性命或者肢体留在了遥远北方的煤矿上。记者走访了解到，仅该镇豹溪沟、石水沟、仁溪沟，死于矿难的就超40人，这些壮年人的坟茔，散落在山间的杂草后面。

　　在一次几乎和王多权一样的事故中，八仙镇百好河村的高章平自腹部以下瘫痪，他与王多权是同年。1993年，考上县中学却无钱就读的高章平到山西挣学费，在矿井中被砸断脊梁回到家乡。

　　“当时想能挣着钱了，就回家继续读书。”高章平很后悔自己当时去山西的决定，造成自己一辈子的困厄。当时，涉世未深的他并不知道身上的伤意味着什么，在被矿老板包车送回家后，他下半身开始萎缩。

　　八仙镇石水沟村的伍海曾是当地风云一时的“矿老板”，他从汾西县林业局承包了一口矿井，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他的矿井里进驻了上百名老家的矿工，他自己也聚集起数十万元的资产。在矿工们的回忆中，伍海曾是一个慷慨的“老板”，有人死伤，他给付赔偿从不小气。在赔偿标准还是十多万元的2000年，他曾对一名受伤瘫痪的矿工一次性赔偿30万元。

　　2008年初，一次下矿巡查时，伍海和其姐夫双双因瓦斯中毒死亡。仅有31岁的“老板”，留下年逾六旬的父母孤苦地照看他刚刚出生不久的龙凤胎儿女。

　　众多的家庭因为远在山西煤矿的事故分崩离析，他们在失去丈夫、父亲和儿子后，女人们为生活所迫改嫁，而老人和小孩则面临绝境。

　　“在中国，似乎从来都是最穷的、层次最低的人去干煤矿、做采煤工，贫穷是中国煤炭生产事故层出不穷的最主要根源之一。”兖矿集团副总工程师王振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资料显示，我国煤矿井下采掘一线80%以上为农民工。这些农民工大都来自八仙镇这样的中西部贫困地区。

　　缺乏有效救治和康复训练，让高章平和王多权几乎处于濒死的境地。王多权在治疗期间因营养匮乏导致肠胃并发症，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进食，一度昏迷。当时，父母已经替王多权准备好了棺材，直到医生帮他调理好肠胃，才逐渐缓过来。

　　高章平的读书梦也彻底碎了。住在山崂上的他曾长期被褥疮困扰，伤口鲜血淋漓长达数寸，腐烂至股骨，令他痛不欲生。山上无法使用轮椅，自背部断裂的脊椎也使得他无法坐立起来。

　　“屁股上没有肉，坚硬的骨头常常把屁股上的肉皮磨破。”为了能坐上轮椅行动，高章平特地买了藤椅锻炼自己坐立。由于下身只剩皮包骨，虽然无法察觉疼痛，但腐烂却会一直蔓延。

　　2004年，已经可以坐立的高章平辞别了母亲，从山崂上搬到百好河村委会附近，他花了1000元钱在平坦的村委会附近盖起了一间小屋。虽然，自己花光了仅剩的积蓄，高章平还是愿意将自己能搬家的功劳记在村支书的头上。

　　村里为他批了地基，还给了他一小块土地，民政部门也每个月发给他250元“五保金”。“幸亏有田支书，我才能勉强过下去。”高章平觉得，多亏村官的帮忙，他才有了指望。

　　2012年1月22日是除夕，漫山遍野的鞭炮声使高章平想起了还在山崂上的母亲。此前几年，年逾七十的母亲还可以从山崂上走下来和自己团圆，今年却一直没有等来母亲的身影。老母亲身体衰微，已经下不了山了。

　　“母亲都没来，哪像过年呢?”在这个最为重要的节日里，高章平甚至吃得比平时更差一些。一想到年迈的老母亲一个人在山上孤苦伶仃，高章平就沮丧起来。

　　王多权家里的团圆饭吃得沉沉闷闷，去年还坐在主位上的父亲，而今已不在了。

王多权每天要躺着工作10h。一双鞋垫要花上10天才能完成，而刺绣整幅作品耗费的时间则更长。2008年汶川地震，王多权捐出了10双鞋垫。青海玉树地震，王多权给平利县委写信，要求组织义卖，但未获回复。他希望有人买他的鞋垫

男人的针线活儿

　　这个年让王多权觉得尤为难过，父亲下葬的费用还没有着落，弟弟出门打工多年，却没有挣到什么钱。

　　大年初三一早，住在八仙镇狮坪村六组的刘光友便出发去对门山上的弟弟家拜年。临行前他需要用汽车轮胎皮绑好下肢，然后带上木质的撑手。双手撑地，抬起臀部，然后向前挪动。

　　去弟弟家路远约2.5km，先下坡然后上坡。下坡他可以用臀部滑行，走得稍快一些，而上坡他则必须退着挪动，以保持平衡。每一步，49岁的他都需要用双手举起自己近百斤的身体。到弟弟家里时已接近中午，这段路他走了4个多小时。

　　2004年3月17日，他的双腿在山西官山煤矿的一次事故中被齐膝斩断。为了行动，他问修车铺要来了废弃的汽车内胎，然后用粗麻绳串成兜状，包裹住自己的下身，以双手行走。如今，他已经能在家中行动，自理饮食起居，甚至他还能搭车去邻镇姐姐家拿生活费。

　　到弟弟家是刘光友每年最开心的事情，不仅可以吃到热乎可口的饭菜，也可以见到侄儿和侄女。独居山里的他喜欢热闹，他觉得热闹的地方有生气。平日里无事可做的时候，刘光友常常帮邻居守夜照看猪牛下崽。

　　“下崽儿是件喜事哩。”刘光友说，夜里打着手电筒看到新生命一个个出生，那喜悦使他感到激动。

　　苦难都是一样的，活着却要积聚心底的信念。刘光友心中的榜样则是邻居邹树礼，70岁的老人家如今种着4亩多山地，每年收获的玉米、土豆、魔芋都在上千斤。1993年，为了给上大学的儿子挣学费，老人的双眼在煤矿中被炸瞎，面部至今还残留着煤渣的墨色，星星点点。

　　看不见任何光亮的老人在山中重建了自己的生活。他从熟悉房屋周围的事物开始，逐渐扩大范围到房屋周围的山林土地。如今，他已经能在崎岖陡峭的山中自如地行走、耕种收获，洗菜做饭。每次做农活，他都会带一根竹竿，以帮助他确定长度，在地里种出横竖成行的作物。夏天热，他就从下午开始到地里干活，夜晚头顶着星光的清辉，一直做到天亮才回家睡去。

　　儿子毕业后，回到了镇上教书，为了孝敬老人把他接到集镇上新修建的楼房。邹树礼住得不习惯，他摸不准街上的车和行人，喧闹令他感到心烦。后来，他便又回到山里，经管着自己早已熟稔的土地。

　　坐上轮椅的高章平，已经学会一个人穿衣服、做饭、洗衣服，他把自己的小房间收拾得干净得体。经过了十几年的努力，他现在已经逐渐掌握了大小便的规律。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数，他吃得很少，一般都是一小碗，现在他已经能做到5天解一次大手了。遇到便秘，他上一次厕所需要近40min。

　　为了让自己更有尊严地解手，他在小屋旁边为自己盖了一座厕所，轮椅可以开进去。每次上厕所，他需要从轮椅坐到厕所里放置的凳子上，解完后再回到轮椅上，出来。由于腹部以下全无知觉，此前常常就拉在床上和衣服里。

　　刚刚回到家里时，王多权对未来感到绝望，他根本无法坐立，行动都仅限于床上。抽烟成了他排遣忧愁的方式，刚回家时他几乎每天都会抽完近2包劣质香烟。后来，他发现母亲经常做绣花的鞋垫挣钱，他便接过来学着做。曾经挖煤的粗糙双手戴上了顶针，开始穿针引线，能做事的喜悦让他重拾了活着的信心。

　　“手上忙着，时间就过得特别快。”王多权说自己逐渐喜欢上了针线活儿，做起来不知疲倦。绣花鞋垫一双约15块钱，王多权可以5天做一双。

　　为了做针线，他的床头悬挂着一只15w的节能灯泡，床上摆满了各种丝线。他正绣着的一幅十字绣主题是“花开富贵”，他用40多种颜色的丝线绣了牡丹花叶，颜色饱满多姿。

　　年里的炮竹声总会将睡得很浅的王多权惊醒，他家门前的狗总会惊叫几声。犬吠压低溪流的水声，回荡在山坳里。

坚忍地活着

　　大年初五，王多权的三姑到家里看他，听说他吃得很少，给他带了些软和的吃食。他当年就是在三姑儿子的矿上出事的，这几年表哥的“包矿”事业也一直不顺利，没挣到什么钱。

　　慑于黑矿主的欺骗和恐吓，死伤的矿工获得的赔偿并不高。高章平受伤后，矿主一直告诉他并无大碍，可以恢复，信以为真的他回到家乡，矿主扔下2000元钱就消失了。对他所谓的救治，也只是受伤后在医院挂了几天生理盐水。表哥给王多权的2万元赔偿，也早已在他治疗过程中花光。

　　如今，高章平赖以为生的是每个月250元的“五保金”。相比高章平取得的成果，王多权在争取社会保障上则显得有心无力。

　　“我也不知道低保金究竟是怎么发放的。”他只听说村里的低保全被打到了一个账户里面，也不知道更多的详情。

　　早在1999年，他就办理了残疾人证，但一直到去年他才获得了“低保”资格，“是最低额度那种”。但整整一年，王多权并没有领到一分钱，母亲去村里质问村官，被告知他的低保金被人挪用了。躺在床上，瘦削的王多权只是哀叹自己的命不好。

　　就算是拿到低保金和五保金，生活也不易。高章平算了一笔账，他每3年需要换一个轮椅，每个轮椅需要近千元。他用于做饭的煤炭是0.75元一块，冬天需要每天4块。而前两年还是28块钱20斤的米，如今已经涨到了58元。为了省钱，他开始在自己的房屋旁边种植一些蔬菜，请邻居帮忙照料。目前，他还需要母亲和邻居的接济才能勉强度日。

　　现在，这个镇子的年轻人再也不愿像他们的父辈去矿井赌命了，他们更多地选择了去东南沿海的工厂。而那些年纪稍大的男人们，还得在春节过后北向而行。豹溪沟中人们又开始联系出门的事情，王多权听说自己的一些亲戚又要到山西去了。

　　也许，古老的八仙镇不会再为北方遥远的煤矿支付更多的性命和健康了。在王多权他们卧床的16年间，屡发不止的矿难，已经促使有关部门前所未有地重视煤矿的生产安全。国家安监总局党组成员兼总工程师、新闻发言人黄毅早在2011年2月就公开表示，“十二五”期间，“煤炭百万吨死亡率将下降28%以上，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下降12.5%以上”。

　　父亲死了，母亲也已经老了，王多权感到时间紧迫，需要挣钱养家。而当下，他每天绣十字绣一直到凌晨6点，10点钟起床后，他又接着穿针引线。长时间的顶针，使得他的中指结出厚厚一层硬壳，无名指开始骨质增生。糟糕的是，他的视线也开始变得模糊，常常看不见针孔。

　　更让他忧愁的是，山中院里的人户都已经搬走了，他绣的作品根本找不到人拿到外面去卖。而在镇上，几乎没有人买得起他耗时几个月绣成的画。

　　“要是有电脑开个网店就好办了。”王多权想如果在网上卖，他的十字绣或许能打开销路。然而购买一台电脑，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

　　眼前，他终于松了一口气。亲友和邻居们凑了一些钱，将父亲一直厝着的棺木于正月初十下葬。(图文转载自2012年2月2日《南方周末》)

　　编辑 韩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