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一个雨后放晴的下午，他呆呆地坐在一段枯木上，双手将一段枯树枝折成一截一截。远处一条小狗“汪汪”叫，他吼了一声。小狗依旧叫，他无奈地摇摇头。

　　在他身后一公里外，就是造成他睡箱子的煤矿。他扭头盯着煤矿看了很长时间，又是一阵无奈地摇头。

　　2010年，曹家坪村开始集体盖新房。每栋红砖红瓦的新房，售价将近15万元。郭贵保拿不出。2006年，他享受“五保户”待遇，每年的收入只有1800元的补助及200元的取暖费。目前，他的存折上只有“几百块”，家里最值钱的家当，就是2003年花1000元买的长虹牌电视机及卫星接收器。平日里，他不舍得吃肉，今年过年时，他买了3斤肉。这是他一年中唯一一次“打牙祭”。

　　不仅他，南沟村很多人家都拿不出这么多钱。南沟村40多人中，只有1人在外打工，他们的收入，大都在土坷垃中刨。有一搬到新房的人家，是用兄弟二人的补偿款，及借了不少外债，哥哥才住进去的。

　　从2010年起，郭贵保和南沟村几个村民，一趟趟往返于南沟村和镇政府之间。每次都无结果。

　　去年的一天，郭贵保一个本家侄孙从深圳回到曹家坪。一次聊天时，他向侄孙诉说了他的苦处。“干脆起诉煤矿吧。”侄孙提议。郭贵保当即同意。

　　这个老人，早在1963年时，就在生产队任职。除有一年照顾生病的母亲外，他一直在村里干到2006年。1970年代，他还做了10年村主任。

　　在这40多年的村干部位置上，村里人对他的评价是“老好人”。大家没见过他和谁红脸，也没见过他发脾气。村里人办事，只要找到他，他都会热心帮忙。

　　不过，去年这个“老好人”干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其中一件就是不同意现任的村委会主任入党。

　　“他还不够共产党员的资格。不给群众解决问题，不能入党。”老党员郭贵保说。他早在1971年就入了党。

　　去年的一天，村里两名干部找到他，就村委会主任入党一事征求意见。他对来人说：“做点成绩出来再说。”对方不悦而去。

　　还有一次，在镇政府预备党员的征求意见会上，郭贵保还是不同意。

　　另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是起诉合同甲方煤矿，请求判决合同书无效。“原则不能让步。”他说。

　　他和侄孙先是到镇政府的法庭，但法庭“不受理”。在律师的引荐下，郭贵保见到了襄垣县法院的一位负责人。对方一看材料，“一拍桌子”：“出去，爱去哪告去哪告。”

　　郭贵保争辩了几句，对方不听。他悻悻地出了法院大门。“现在的人都怎么了?”他十分不解。

　　当村委会主任时期，他曾到大寨考察。在大寨，他见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当时，头系白羊肚毛巾的陈永贵坐在一辆小车中，车速很慢，他在车窗内向街上的人打招呼，“很随和”。

　　他还在著名的西沟村见过李顺达。李顺达也是当时红极一时的人物，被授予劳动模范的称号。郭贵保见到他时，他任晋东南地委副书记。他当时也觉得，这个“大人物”没架子。

　　到法院没立案，郭贵保犯倔了。他到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反映问题。在他的一生中，这是他第二次踏入襄垣县所属的上级市，距家不足100公里。最早的一次，是在30年前，为家人看病。

　　很快，襄垣县法院派人接他，顺利立案。郭贵保败诉。

　　今年入夏，雨水特别多。白天，他穿上一身穿了多年的衣服，到人多的地方“瞧红火”。晚上，他就戴上几年前花5块钱买的老花镜，用右眼看电视节目。他的左眼从小就失明。

　　天气预报是他必看的节目。看完天气预报，他好决定在哪睡觉。

　　在那个贴着“五谷丰登”字样的石头箱子里，铺着一条散发着霉味的被子。在被子下面，有电线、旧报纸等杂物，杂物的下面，还有一些去年留下来的黍。

　　“睡在里面难受。”郭贵保说，每次从箱子里爬出来，他都要扶着箱子站一会儿，然后双手捶腿。他有“三高”，唯恐自己摔倒。10多分钟后，他才能自如活动。

　　又是一个下雨天，郭贵保坐在炕沿上，用一个老式汽油打火机点着旱烟。雨在稀稀拉拉地下，他不时抬头看。

　　他现在住的这孔窑洞，不知道多少年历史了。黄土壁上的土已经坍塌了不少。他小时候，门在现在窑洞门的1.5米之外。门上方，本有两层瓦的，但现在已经没有了。雨水从黄土上流下，门前绿油油的小草，被泥水染黄。

　　“过一天算一天吧。说不定哪天不小心就砸死了。”郭贵保用劲磕了一下烟袋。他不忌讳谈死亡，早几年，他就准备好了寿衣寿材。

　　看到侄孙在一旁，他改口了：“我不能就这么死了。我还得还外债。”两次官司，郭贵保欠下6000元钱，全是侄孙给他垫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