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死了，我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死呢”

　　老六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叠成一个小小的四方块，收在纸盒里。拿到这张证明时，他已经病了7年，矽肺三期，相当于到了晚期。

　　证明书上的铅字提醒他“一年复查”。但还没到一年，他就去世了。这张来之不易的纸，如今已变得褶皱、潮湿，一些地方甚至生了黄斑。

　　2010年底，一家网站的志愿者用摄像机记录下老六王祖华最后的样子。镜头中的他戴着鸭舌帽，穿着厚重的黑色上衣，喘气声很大，说话时脸上闪现出一丝不合时宜的幽默感。

　　“我们五弟兄都是干这一行的，死了一个。”他想了想，瞪大眼睛补充，“他死了5年哦。”

　　在老五王祖团之后，村里又有3个年轻人还没搞清自己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就稀里糊涂地死了。

　　要不是河南人张海超的出现，他们对真相的等待还会更加漫长。2009年，28岁的河南小伙子张海超在医院“开胸验肺”，打算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证明自己患有尘肺病。他的故事被媒体报道后，用人单位予以61.5万元的工伤赔偿。

　　那时，远在四川山里的这个家庭已经快撑不住了。老六的病越来越重，每隔一段时间，王作礼就要踩着泥浆路，徒步两个小时去乡里给儿子买药，每月药费六七百元。他向妹妹借了1万元，至今没还上。

　　同村的工友在手机上看到张海超的新闻，才知道原以为只能“自认倒霉”的职业病，也属于工伤，可以得到赔偿。可他们当初并没有和矿主签订劳动合同，矿山整顿后这些矿主早已不见踪影。沐川县几十个生病的工友联名给卫生部写了封信，很快得到了批复。他们拿着“红头文件”去信访局开证明，租了辆大卡车一起去乐山市疾控中心做鉴定。

　　拍完CT，一位医生出来对走廊上的他们说：“你们几十个人，全都有问题。你们要抓紧时间。”

　　那一次，沐川县经医学鉴定确认的尘肺病患者共有47人。王祖全是矽肺二期，邻居李树权也是矽肺二期，老六王祖华已经是矽肺三期。

　　老六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王作礼请人做好了棺材，就停在屋子里。诊断证明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帮助。这个爱说笑话的小个子，最后连话都说不完整了。他难受得在床上爬来爬去，疼得想用刀子捅自己的胸口。

　　“我已经完了，绝对完了。”清醒的时候，他不放心地对大哥说，“我要是死了，你们多照顾父母。我死了，他们以后咋办?”

　　说起这些事，王祖全低下头，重重地叹了口气。“哎，他们死了，我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死呢。”

　　杨才书在小儿子床边守了好几宿。王作礼刚替下她，老六睁开眼看不见母亲，嘴里叫着“妈——”。

　　2011年1月31日，距离春节还有两天。躺在床上抻着脖子日夜呻吟的老六，让父亲抱他去解手。这个40岁的男人已经瘦得只剩60多斤了。到了厕所，老六解不出来，王作礼又把他背回屋里。他本想把儿子放在竹椅上歇歇，可老六的身子一下滑到地上，王作礼回头才发现，儿子已经停止了呼吸。

　　“哪个晓得他就死了。”王作礼平静地讲完那天发生的事情后，突然重重地说：“这个病，死也死不到，好也好不到!”然后，他又呆坐在火盆边，回到往日的沉默中。

　　老六去世后第二天就是除夕。邻居帮忙把他的棺材抬到竹林里埋了，和老五相隔不远。送走乡邻，已经到了吃年夜饭的时候，家里人都没胃口，随便弄了点剩饭剩菜将就吃了。在他们的记忆里，那个本该热闹的夜晚冷得很，天空飘起了雨和雪。

　　“怕啥子?要走这条路的，终究要走”

　　老六带着肺里的灰尘走了，他也把灰色留在屋子里。

　　这个家庭才刚刚告别了带着裂纹的土坯房。汶川大地震后，他们用政府补助的钱在老屋旁边盖了宽敞的新房。新家的大门上还贴着喜庆的对联：“出门求财财到手，在家创业业兴旺”，横批是四个字——“幸福之家”。

　　可最终迎接他们的还是不幸。新屋还没粉刷，老六就去世了，墙壁至今都保持着水泥本来的颜色，房间里显得灰沉沉的。

　　有半年时间，杨才书和邻居说着说着话，眼圈就红了。好不容易缓过劲来，昏昏沉沉的她又在菜地里摔了一跤，半个身子都没了知觉。出院后，她的腰伸不直，只能靠手里的竹竿支撑身体。

　　怕她伤心，王作礼和大儿子用塑料纸和竹竿搭了个屏风，挡在家门口，免得一出门就能望见老五的旧坟和老六的新冢。

　　可杨才书的心已经伤透了。有一次，王作礼带她出去散步。老两口牵着一根竹竿下山，走在前面的杨才书突然说：“我不想活了，不如一头栽下去。”王作礼劝她：“以前都没的吃，都活过来了。现在生活这么好，你还要死?”

　　王作礼的心里其实也不好过。老伴这么一病，家里的活全都压在他身上。清晨5点多，他就要起床，烧火、烧水、做饭，有时还得上山砍点儿竹子。12岁就下地干活的他，如今身体已经吃不消了。

　　老人的眼睛也不大好使了，他把电话号码放大几倍后抄在墙上才能看清。可关于杨才书的一切，他却眼明手快。这些天家里来了客人，他看见老伴在饭桌上只吃眼前的素菜，就探身夹了块肉饼放进她碗里。过了一会，他发现老伴一个人呆坐在墙角，转身又从厨房里拎了个炭火盆出来。

　　王作礼的身上还背着儿子治病时欠下的债。他对生活的希望，只剩“快点还上钱”这么简单。可当家里的外乡客人要把钞票塞给他时，老人却连着往后退了几步，退到了墙角。他摆了摆手，扬起下巴说：“这是你个人的钱，我不能要。”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没有让他们的维权变得一帆风顺。甘洛县的矿山早就被政府收回后拍卖了，新来的老板说这些历史欠账和他们没关系。

　　王祖全他们到甘洛县法院起诉，对方不受理;到省里上访，信访局的人说：“你们这个由当地政府解决”;回到沐川，政府官员又说：“我们当地政府困难，只能向上汇报、请示上级领导。”

　　就连曾经羡慕他们的村里人也说起了风凉话：“找政府也没用，你自己去挣钱得的病，与政府有什么关系?”

　　对于这件事，1990年代中期“脱贫”的沐川县也觉得“挺尴尬”。县信访局局长解释道：“他们要求进入工伤保险赔偿，我们解决不了，我们只能关心他们的生活、就医和子女就学。这是跨地区的事，必须由甘洛来解决。我们也希望通过媒体呼吁，让对方认这个账。我们现在无能为力，也很尴尬。”

　　而在甘洛，等待“认账”的尘肺病患者至少还有上百人。

　　王祖全的病在等待中变重了。别人给他拍照时，他努力想让自己看上去精神一点：夹紧双臂，手指贴在裤缝上，可后背就是伸不直。每天晚上，他只能睡两个小时，怎么呆着都难受。第二天下不下雨，他的肺比电视里的天气预报还准。他跟别人说自己已经看开了，“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了，还是要吃饭，反正怎么都要吃饭。”

　　“怕啥子?要走这条路的，终究要走。”他说。

　　自从被鉴定出患有尘肺病后，王祖全和烟、酒还有辣椒告别了，就连他过去最爱的羊肉汤也不能喝了。有工友开玩笑说，得了这个病最大的遗憾，就是“与麻辣美味无缘了”。

　　2012年，沐川县政府为这些尘肺病人设立了一笔20万元的专项救助基金，供他们去华西第四人民医院治病。王祖全通过这笔钱去成都洗了肺。接连失去两个弟弟的他已经不抱什么希望，可医生告诉他，“洗一下会好一点”。

　　王祖全洗了4个多小时，全麻苏醒后浑身都没力气。护士拿来一个玻璃瓶让病床上的他看，里面的水是黑色的，还有很多“垃圾”沉在瓶底。

　　“你看嘛，这就是你洗出来的水。”她说。

　　这时，距离王祖全离开矿山已经快10年了。他终于看到了这些曾经被他们轻视、却夺去两个弟弟生命和自己健康的尘埃。

　　“我们今天在这里摆龙门阵，明年后年还不一定活着呢”

　　再过几天，又是除夕了，这个家却没什么过年的气息。王作礼打算杀一只鸡，他没有力气再养猪，房梁上挂着的腊肉是女儿从山下背来的。今年他不打算放炮竹了，因为老伴耳朵不好，自己也没心情。

　　老六去世整两年了，如今，他的坟也长出了荒草和青苔。家里没人主动提这件事，王祖全在成都打工的儿子回来看见了，心里有点过意不去。这个书没读完就离开家的19岁年轻人对父亲说：“六叔的坟是土堆堆，我以后挣了钱，给他垒个砖块块的。”

　　王祖全山下的那间大房子，曾经被村里人羡慕的砖木结构大屋，也已变得残败不堪。如今，只有他一个人住在里面，屋里四处堆着杂物，下雨时屋顶还会漏雨。因为骑摩托车时不小心摔到山下，他磕破了头和膝盖，这些天只能住在山上的父母家。他打算赶紧去县城租一间百八十块钱的房子，自己的屋子就快不能住人了。

　　“我总有一天要死的，我不可能死在这个屋里。弟弟妹妹会有看法的。”坐在父母家的火盆旁，他压低声音说。早已失去劳动能力的他，如今就靠县政府每个月300元的补助和100多元的低保生活。

　　洗完肺的王祖全还是没什么精神。他总是“哎哎”地叹气，觉得洗肺其实也“没多大效果”，又听说洗完肺还需要注意保养，就更不敢再洗了。他对未来已经不作打算，“今天过了，明天过不过都无所谓，反正知道自己早晚要死。”他哈着腰说。下午4点，屋里已经有点暗了，火盆里的炭烧成了灰。

　　与脆弱的肺相比，王祖全更担心另一件事：“我们这些人越死越少，政策要是有一天没有了，又没人管我们了。我们现在还不是工伤保险，如果解决了就不操心了。”

　　做完职业病鉴定3年来，包括王家老六在内，村里又死了3个人。死的人一多，大家连日子都有些记不清了。这天下午，在王作礼家围着火盆摆龙门阵的几个人，为一个工友去世的时间争了起来。

　　“2011年的腊月。”“肯定是2012年的元月。”“反正是冬月!”

　　邻居李树权这天也在。他伸出左手，掰着手指，总结似地发言：“我们村15个尘肺病人，现目前还有8个。我算过的，他们这里两个，付代金、陈谢培，邵洪兵，杜正才、陈谢忠，死都死了7个了!”他每放下一根指头，就意味着一个生命的逝去。

　　“我们这些人，今天在这里摆龙门阵，明年后年还不一定活着呢。”王祖全驼着背补充道。

　　屋里一片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