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塘“样本”

　　“所有项目涉及到的资金全部到位将有400多亿”

　　等到株洲清水塘的工业区污废水综合处理厂建成后，杨朝辉对于霞湾港底泥治理的信心就应该更足一些了。

　　已于今年6月动工的“株洲清水塘循环经济工业园工业污水处理厂”将于2011年年底正式启用。“霞湾港里黄汤滚滚的污水流入湘江的情形即将结束。”负责污水处理厂工程，株洲市循环经济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言晓军向记者介绍，污水处理厂建好之后，清水塘工业区的所有企业污水排放将全部纳入污水处理系统，提质以后再统一排放湘江，工业废水直接排放湘江的现象将被杜绝。

　　“多了这道关卡，就不用担心排放进湘江的废水里再含有重金属的工业污染物了，污染源得到了有效控制，再做底泥处理效果就更好，治理时对水流进行导流围堰也更简单省事。”

　　杨朝辉对污水处理厂充满期待的同时，也道出了自己的担忧：“污水处理厂建成之后的运行费用谁来承担？仅靠财政补贴的话，这将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要靠企业的话，他们并不一定愿意出这份费用。另外，从技术角度来讲，污水全部汇总后成分更复杂，比起企业单独地有针对性地处理，集中处理污水更难寻找到合适有效的方法。”

　　言晓军暂时还没有时间考虑处理厂运营以后将要面临的这些难题，他的当务之急是保证按时按质地完成污水处理厂及各种配套工程的建设。

　　他告诉记者，污水处理厂还包括一个初级雨水处理系统，即对降雨前五分钟酸性最高的雨水进行收集处理，防止其与工厂范围内流动的废水废渣混合造成新的污染。

　　“我们的排放目标是要达到城市一级B标，不能因为下一场雨就功亏一篑。”

　　城市一级B标意味着什么？“它比工业废水的排放标准要更高级，拿铅离子的含量来说，工业废水的排放标准是0 .1m g/L，城市一级B标是0.01m g/L，这个标准已经和直接饮用水的标准差不多了。”

　　污水处理厂的二期工程还将筹建一个3万吨的中水合用系统。在这个系统的帮助下，通过处理厂处理完的水经过沉淀过滤以后可以替代工业用水直接使用，比起单独的企业废水回收机制，这样大规模的工业用水循环更能保障水资源得到充分的回收利用。

　　株洲市对于清水塘地区展开的环境治理远不止于建立一座工业污水处理厂这么简单。

　　株洲市环保局的官员向记者介绍，株洲市申报到省环保厅的清水塘重金属治理项目一共涉及四大方面：工艺污染防治，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地的移民搬迁，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所有项目涉及到的资金全部到位将有400多亿。”

　　株洲之所以要下如此大的力气来做重金属整治，其实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清水塘作为湖南这个“有色金属之乡”的老工业区，拥有着株冶和株化两个历史悠久的国家级大企业，凭借100亿以上的年产值，一直是株洲经济发展的骄傲。“历史积累的贡献大部分上交国家了，沉积的污染留给我们了。”株洲市环保局的官员们苦笑着说，“我们下游就是湘潭和长沙，因为位置比较敏感，所以工作也必须做在前面。”

　　历史沉积的污染痼疾和特殊敏感的地理位置使得株洲的重金属污染问题显得尤为突出。2006年，霞湾港清淤不当造成的镉污染事件再次将株洲市的重金属污染问题推向了风口浪尖。若再不大力进行治理，株洲市承担的舆论压力将愈加沉重。

　　株洲市循环经济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清水塘区域的环境治理和整体的产业开发建设密不可分。环保局是一个行政部门，处理项目的投资和运营有难度。某种程度上来说，成立一个公司来负责区域建设，能够促进区域内产业更快地可靠地发展。”曾经是株洲市政府官员的言晓军深谙清水塘区域环境治理的个中要害。

　　2008年底，株洲市循环经济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言晓军走马上任，担任了这家国有企业的总经理一职。

　　如今清水塘区域的所有环境治理规划都是由公司一手筹划管理。除了最引人注目的污水处理厂和霞湾港底泥治理之外，公司还将对受污染土地进行变性治理。国土资源部的调研显示，清水塘工业区受到重金属严重污染的土地有7.4平方公里，整个株洲市受重金属污染的核心土地有34.4平方公里，这些土地将取消粮食作物的耕种，根据污染程度变更为工业用地和经济作物种植区。

　　同时实施的还有土壤受到严重污染地区的移民工程，这一方案已经在7月底完成，如今开始分批搬迁，在清水塘区域内外视污染程度来安置移民。据言晓军解释，牵扯到清水塘区域的移民总数有2万多人，第一期工程需要搬迁6000人左右。

　　在整个清水塘的治理规划中，企业产业结构调整属于重中之重，株洲市早在2006年就对有重金属污染隐患的新建企业实施限批政策，对已有企业也采取了淘汰、工艺改造、环境治理等一系列措施。在株洲市循环经济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着力对于株冶、株化这两个“老大哥”企业做出了详尽的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对株冶将进行体制改造，包括对于工艺、设施的改造；而对于株化，则将采取整体搬迁的做法，“从根本上解决对环境的污染。”

　　在详尽有序的整治规划引导下，清水塘重金属污染的压力如今已经成功转化为了发展的动力。

　　在株洲市规划局公布的清水塘地区远期发展规划中，这里将在完成环境治理后向着环保产业园的方向发展，传统的冶炼、化工、建材企业在逐步的产业结构调整中淡出清水塘经济发展的舞台，取而代之的将是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航空工业、环保制造业、物流等多项物耗能耗低、产出高的新型产业。

　　在打造新型工业区的同时，这里也将成为生态化园区。污水处理的管网系统建成之后，清水塘的下游将会建成一个清水湖，整个工业区将建设十余个绿地小公园……

　　畅想起以后清水塘的面貌，言晓军言语里流露出信心，“环境治理加上产业配套，大概花5-8年的时间，就可以实现整个规划，株洲城市也定会越来越漂亮。”

　　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清水塘的这套将末端治理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的环境整治方案可能成为整个湘江流域的重金属污染治理的“样本”。借助经济结构实现完全转型，来从根本上消除重金属污染隐患，可能也将是湘江治理的终极出路。

　　“耒阳式”尴尬

　　照出重金属污染整治多年来桎梏在身、行步艰难的处境

　　今年6月18日，耒阳市遭遇了湖南省对县市级人民政府作出的最严厉的一次环境处罚———即日起，暂停耒阳市除环境污染治理项目以外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暂停安排该市环保专项资金，并由湖南省主管副省长约谈耒阳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

　　在省环保厅2010年6月20日发布的《耒阳对群众信访和重金属污染隐患处置不力被通报》中，对于处罚做出了相关解释：

　　“湖南省环保厅分别于去年9月和今年5月致函衡阳市人民政府，建议对耒阳市遥田镇隐患企业采取整治措施。按照此建议，2009年10月以来，衡阳市人民政府、衡阳市环保局、衡阳市监察局等先后8次发文，要求耒阳市对所属遥田镇多家非法企业实施淘汰关闭，但均未得到有效执行。”

　　直至“省环保厅与华南督查中心于5月27日对该市实施联合执法检查后，耒阳市人民政府才下发文件，并于28日-30日对遥田镇境内非法企业实施取缔关闭。”

　　“这个处罚对当地招商引资、经济建设的影响相当大。”湖南省环保厅宣传处处长黄良斌告诉记者，省厅也是“下了狠心”要扭转重金属污染整治不到位的现象。

　　省环保厅的通报矛头直指耒阳市环保局，局长刘社古觉得“很冤”。“环保局长难当，”他感慨，“基层环保局长最难当。”

　　“基层环保局其实权力很小，企业基本上由上级部门管辖，他们每个月都亲自去视察，每次都说搞得好。他们都说没问题，我们能说什么？最后出了事，板子还是打在我们身上。”刘社古说。

　　遥田镇铁合金冶炼“产业”的形成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末，在遥田水电站建成后，几千亩地被租赁作为库区和厂房，政府利用水电站发电的优势在附近兴建了一批冶炼厂，解决大批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随着环保设施和生产工艺的落后，遥田镇的环境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从2003年上任耒阳市环保局局长之后，整治遥田镇的重金属污染就成了刘社古的一块心头大石，耒阳市环保局从前年就开始制定遥田镇的污染整治规划，确定了“上大压小”的整治理念，筹划保留两个大型的铁合金厂，淘汰其他的小冶炼企业。可是规划喊了三年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衡阳)市里没有形成大的气氛，我就不敢动。”

　　刘社古告诉记者，通报上指出的“属国家明令禁止的小冶炼企业”的和顺福利铜厂，耒阳市环保局早已做出规划在今年年初就撤销淘汰，但是指令遭到了企业老板的拒绝，“他们是在衡阳市环保局指示安装脱硫设施后获准运营的，他们质问我，市里同意，你们不同意？”

　　“无建设项目环保审批手续和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初阳冶炼厂也是刘社古筹划淘汰的企业之一，是“(衡阳)市(环保)局来查得最多的一个厂”，耒阳市环保局却是在省厅通报之后才知道这个厂既没有危险废物经营资质，也没有环评审批手续，“审批权限是由衡阳市环保局管啊，他们经常来，都说没事，我们以为他们都批了。”

　　“采用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设备，在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未获项目审批的情况下违法建设生产”的建新等5家企业从选址建设到先期的违规生产，都是由衡阳市环保局分管耒阳的局长和副局长在负责，直到最后的排污建设环节，耒阳市环保局才“被知道”相关情况。“他办好厂、选好厂址就走了，现在我们帮他擦屁股。”

　　对于通报中提到的衡阳市的8次发文，耒阳市环保局纪委书记也直喊冤，“我们拿到的只有5份，而真正与这次遥田镇整治相关的文件只有一份，是因为省厅5月份要来核查，衡阳市环保局才临时补发的。一些省厅的领导看到那8个文件名单，都说衡阳市局是推脱责任，有些文件完全是牵强附会的。”

　　通报成了一面镜子，猝不及防地立在了耒阳市环保局与它的直接上司———衡阳市环保局之间，照出了他们的种种“误会”。

　　刘社古心里很明白，这不是误会这么简单。“市里很多人的既得利益被涉及。”而企业审批权、整治执行权都被上级环保部门牢牢握在手中，基层环保部门有心使不上力，只能做“跟着上面走”的跟班而已。“结果一出事，都是县级基层环保局接受处罚。”

　　刘社古并不是一个不作为的局长。从上任以来，他顶着上级环保部门和政府的压力，已经关闭了耒阳市40余家污染治理不合格的企业，否决了30多家有污染隐患的新厂审批，自他担任环保局局长以来，耒阳市没有出过一起污染事故。

　　2005年，耒阳市环保局被评为“全国环保系统先进单位”，“全省就我们一家”，受到过人身威胁，遭遇过媒体敲诈，刘社古都没妥协过，“当这个局长，我只求问心无愧。”

　　但这一次的耒阳处罚事件加深了他的无力感，“作为局长，直到5月27日省环保厅来市检查，我才知道整治通知。通报下来之后，上层的环保部门不执行，为什么要我们负责任？”

　　这并不只是刘社古一人的心结，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整治多年来桎梏在身，行步艰难，与基层环保部门没有强制执行权的尴尬处境，与层层环保部门的沟通不畅有着深刻的关联。

　　这次省里打给耒阳市的“板子”虽然让刘社古有些委屈，却也帮他打去了心头一块大石头。“借这个机会终于可以彻底把小厂子关停了。”刘社古说下定决心要在今年年底把遥田镇的非法企业彻底清除，“工作不到位的话，对不起环保部门。”

　　眼看着就快到退位年纪了，刘社古已经打算好，等到“解脱”之后，就“回老家的渔场养鱼”。

　　在受到“最严厉”的一顿“板子”之后，耒阳市的重金属污染是否真的能够得到有效遏制？在刘社古退位之前，耒阳市环保局与上层环保部门的“误会”能否彻底化解？这些问题背后，是在环保部门的层级管理体制下，对整个湘江污染治理的思考。

　　刘社古很想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