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之痛

盲人歌手周云蓬曾以一曲《中国孩子》震动了无数人的心灵。而除了接连不断的公共危机和突发事件，中国孩子要面对的不只是危机四伏的世界，还有他们完成受教育过程的一波三折。

6岁的朱妍妍就读在北京朝阳区一家打工子弟学校，而不久以后，她可能再也无法走进这个刚刚熟悉的校园。因为这所学校及其周边的城中村已经被刷上拆迁标志。

城市化进程的提速，使众多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雪上加霜。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称，据统计，北京大约有300所这样的学校，但教育部门仅批准了70所左右。其余学校多年来一直获准运营，但仍被视为非法学校。

与农民工子女求学无门相比，还有一些中国孩子正在废寝忘食地周旋于各种考试之间。为了完成父母规划的目标，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孩子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墨西哥《改革报》因此感叹，这真是“无情的中国式教育”！

毫无疑问，在中国的很多地区，孩子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他们牺牲的不仅有健康、幸福的童年，甚至还包括生命。

转型之艰

一份权威的报告，也或多或少地印证了这一点。

　　去年11月20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北京发布《世界儿童状况》中文版。报告在指出过去20年“中国儿童的生存与发展水准稳步提高”的同时，认为中国面临着巩固其在儿童权利方面取得的成果及在保证发展的同时消除差异的挑战，尤其是面临满足农村儿童、受人口流动影响儿童及居住在大城市迅速扩展的贫困区域儿童在物质和保护需求方面的挑战。

晦涩的说辞，却明白无误地传达出了一个信号：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都将对中国儿童成长带来极大挑战。

福建南平杀童事件之后，一些国内媒体开始将目光对准了这个城市。4月3日，据《新京报》报道称，该市市委书记被曝涉嫌抄袭论文。而福建当地一27岁团干部的升迁之路也引来媒体的质疑，该团干部被认为是“市委书记之子”。

这些看上去并无直接因果关系的信息，却提醒我们，今天的中国儿童所处的生活环境是如此复杂。而除了前面提到的日常和公共事件之外，疫苗乱相、三聚氰胺风波、地震校舍危房、济宁医院抛弃婴儿事件……现实已经给了我们足够多的教训，

马丁·路德·金说，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他说的是美国的情况。中国的情况当然不同，但值得深思的是，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我们究竟又应该给孩子提供一个怎样的童年？

疫苗无罪 乱相当清

“我们国家的疫苗生产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盈利。对于疫苗接种这个本来的非营利性事业，怎能不出问题？”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打，还是不打？

从未对疫苗接种犹豫过的贺女士，却在5岁儿子韩阳是否要继续接种疫苗问题上产生了怀疑。

尽管韩阳几乎从未出现过接种疫苗的不良反应，但贺女士仍在担心，“接下来的一针就不会出现意外？”

山西问题疫苗、江苏常州问题疫苗——这些突然充斥报刊网络的高频词汇，一夜之间仿佛击溃了贺女士们对疫苗安全的全部信任。

假疫苗与变质疫苗

一切都源于二十余天前的一篇报道。

3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发表了2万字的调查报道。他在文中披露，山西从2006年到2008年里因储存管理不当出现了“高温暴露的贴签疫苗”，这些疫苗与山西近百名儿童注射疫苗后或死或残现象很难脱离干系。

历经半个月调查后，4月6日，卫生部和国家药监局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经调查组集体对15名患儿的病情分别进行讨论分析，报道的15名患儿均有疫苗接种史，但均未接种过报道中所说的“贴签疫苗”。所以，中国疫苗仍是安全的，可以放心接种。

然而，卫生部同时承认，对于媒体报道涉及的“贴签疫苗”生产公司北京华卫时代公司，其管理存在一定问题。卫生部发言人邓海华表态说，如果确实存在违规违法行为，那么无论涉及到什么人，都会一查到底，决不姑息。

显然，事件还没有完全尘埃落定。

而在这场新闻发布会之前，3月底，又有国内媒体曝光了去年年底被通报的江苏常州疫苗造假案，经政府4个月调查后仍无最新结果。

按去年12月披露的信息显示，江苏延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疫苗生产过程中掺入一种不易发觉的添加物，可以令出厂疫苗在一般检测时达标，但实际效用却大大降低。这一造假手法与三鹿公司在婴儿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相似。

“据说‘江苏延申’还是当地的明星企业，大企业尚如此，小企业会有多乱？！”贺女士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她和她的同事、朋友已经开始担忧近期被曝光的疫苗事件会不会只是疫苗问题中的冰山一角。

打不完的疫苗

但在现行的免疫制度下，如果不让孩子打完所规定的疫苗，将来入托、入学及转学事宜都会因此受到影响。在很多城市，幼儿园和小学入学前都要检查孩子的疫苗接种记录。

初为人母的袁女士正在为此担忧。“我儿子刚生下来五六天时就被打了两三针疫苗，这正常吗？”她有些疑虑地说，“孩子见着针管就怕、就哭，真不忍心让他为了入托受这么多罪。”

另一位张姓家长也有同感。她的孩子一进防疫站大门就嚎啕大哭，“眼里都是恐惧”。

“往后，还有十多针要打呢！”她跺跺脚。

根据《北京市免疫预防接种证》的要求，孩子从出生到上大学各阶段都有特定的疫苗需要接种，一般分为第一类疫苗（免疫规划疫苗）和第二类疫苗（自愿自费接种疫苗），共16种，而接种疫苗的频繁期是在6岁以前。

“以往都是幼儿园通知该打疫苗了，我就带孩子去打。”贺女士回忆说，出于老师的“通知”，价位在一二百元的收费疫苗她也会为孩子接种。粗略估计，小韩阳已经接种了14种疫苗，且每种疫苗少则需打一两针，多则需要四五针。

“记得我小时候没打过这么多疫苗啊。”袁女士是80后，她不可思议地感慨着，“我还不是健健康康地成长起来了？”她和丈夫商量着，“能不能给孩子开份过敏证明，少遭点罪？”

与此同时，贺女士所关心的话题也变成了“孩子打的疫苗真的越多越好吗？”

在互联网上，已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讨论这一问题。3月底，当江苏狂犬病疫苗造假的新闻传出后没多久，作家郑渊洁的一篇文章《我从1995年起就不信任疫苗》被某养生网网友迅速置顶，其后上百位家长跟帖留言。

文章中，郑渊洁讲述了自己发现儿子郑亚旗的学校打预防针只是为了赚钱的经过，令不少家长吃惊地表示，“原来中国疫苗是这样的”、“再也不让孩子打疫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