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9日,山西大同老白洞煤矿大爆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矿难，这次事故死亡677人，连同被救出的228人中又死亡5人，共死亡682人。这起当时被列为绝密的惨案，在尘封了30年后首次向国内外公开。老白洞矿难在公开后首先引起了北京作家何于清的注意，他从1992年开始对政协副主席马文瑞(老白洞矿难发生后为事故处理小组负责人、原劳动部部长)以及与矿难有关的人士进行了数年采访，并于1998年就此写下纪实作品《问苍茫大地》。

　　罕见矿难牵动毛泽东

　　1960年5月9日下午1时45分，大地骤然抖动，山西大同老白洞矿15号井口喷出强烈的火焰和浓烟，威力不亚于12级台风。随即，从16号井口也喷出浓烟，巨大的风力把打钟工和跟车工摔成重伤，井口房屋被摧倒，地面配电所由于掉闸而停止运行;井上井下电源全部中断，电话交换指示灯一齐闪亮后全部中断电源。此时，正是井下交叉作业时间，交班的职工未上井，接班的职工已下井。两个班的干部工人全被困在井下，905名干部工人生死不明。

　　爆炸牵动了中南海，事故发生的当天，毛泽东听取了汇报。当晚11时许，周恩来总理又进一步了解情况，指示救灾小组不惜一切代价、毁矿保人。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大将3次打来电报询问，并指示：“要用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办法抢救遇险同志，你们要什么，中央就给什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共1096名指战员赶到了出事现场。截至5月17日，共动用62架次飞机，十几个火车专列，214辆汽车，运来大批救援物资，其中仅药品就有21t。

　　“左”倾冒进蛮干铸惨案

　　在发生“5•9”煤矿爆炸事故的1960年，陷入“左”倾冒进狂热的人们安排生产计划层层加码，逐级下压。当时，大同矿务局老白洞产量猛增到152万t，超出设计能力90万t的52%，但大家仍单凭主观感情，不尊重科学、缺乏严格的管理，盲目蛮干。谁也未曾料到，大巷内积聚的煤尘正在集合动荡，淡薄的安全观念使事故隐患严重到甚至可以在井下举行电焊大比武的地步。

　　在这种形势下发生事故本来不足为奇，可在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一场人为的“反事故抓敌人运动”在某些人倡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他们把该下井而没有下井的工人、主管事故的工程师，通风、供电、运输段的技术员都卷入了这场运动，就连事故后回乡的矿工都被列入重点怀疑对象。

　　事故发生后，老白洞矿难事故追查组经过10个多月的深入调查，1961年3月24日写出了《关于老白洞矿煤尘爆炸事故追查工作的结案报告》，报告认为：老白洞矿事故是煤尘爆炸事故。

　　老白洞矿难的发生，正值我国“左”倾狂热的大跃进，由于当时的人们盲目蛮干，每天只要高产一个目的。矿长、书记、党政工团的干部们都受这种热潮鼓动下矿去参加采煤大赛。那时的口号是：“一切为了出煤，一切为了高产”。片面追求煤产量的浮躁心理，现在想来不可理喻。

　　主观盲目的官僚主义至上，可以想当然地在井下举行电焊大比武，安全意识错位到麻痹的神经末梢上。所有这些就是老白洞事故发生的特定背景。

　　以史为鉴

　　从1953年开始，我国进入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中，劳动保护工作的任务是“进一步地改善企业中劳动保护设施”，“加强设备维护检修和生产安全的措施，努力避免发生人身和设备的事故。”

　　在“一五”期间，国家把有计划地改善矿山井下劳动条件作为劳动保护工作的重点。增加国营煤矿井下通风设备的投资达8298万元。到1956年，全国国营煤矿95.75%的坑口采用机械通风，93.4%工作面每人每分钟平均风量达到4m3。由于改善了通风状况，基本上解决了井下温度过高的问题。瓦斯事故也减少9l%。大力修建煤矿防水排水工程设施，采取了抽排井下水、疏导地表水和堵漏、探水等综合措施，使矿山井下水患得到妥善解决。“一五”期间,全国国营煤矿井下透水事故，比1950年减少64%。在推进采掘机械化和防、灭火工作方面也取得很大成效。总之，矿山井下工人的劳动条件大大得到改善。1955年12月，燃料工业部修订和颁发了《煤矿和油母页岩矿保安规程》。1956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工厂安全卫生规程》《建筑安装工程安全技术规程》和《工人职员伤亡事故报告规程》，使安全卫生工作上了新台阶。1953年至1957年，煤矿平均每年死亡人数比1949年下降60%，其中瓦斯事故死亡人数平均每年下降72%，水害事故死亡人数下降19%，取得建国以来安全生产的最佳成绩。

　　1958年至1960年“大跃进”期间，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生产上搞高指标，只讲干劲不讲科学，各类矿山片面追产量，乱采乱挖，造成采掘比例严重失调，安全工作受到严重冲击，“安全第一”的方针不要了，安全机构撤销了，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废除了，设备失修严重，事故隐患随处可见，以致重大事故接连发生，伤亡人数大幅度上升且连续3年居高不降，矿山安全形势严峻。1959年至1960年，出现了我国矿山首次伤亡事故高峰期，矿山安全工作处于“低谷”严峻期。

　　20世纪六十年代初，国民经济实行经济调整，认真贯彻“调查、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又得到重视、加强。1960年，煤炭工业部公布《地方小型煤矿安全生产的几项规定》;1961年1月，国家经济委员会、劳动部发出《关于加强安全设备的维护检修工作的通知》;1961年4月，煤炭工业部发出《关于加强煤矿卫生工作及防止矽尘危害的通知》;1961年5月，冶金工业部发出《关于加强防尘工作的指示》;1961年10月，煤炭工业部组织修订《煤矿保安暂行规程》;1962年7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卫生部颁布《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1963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企业生产中安全工作的几项规定》，重新确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了安全技术措施计划，完善了安全生产教育，明确了安全生产的定期检查制度，严肃了伤亡事故的查处工作。

　　全国矿山生产稳步发展。煤矿加强了质量管理，引进了先进的采矿技术，并大力推广使用了有害气体的检测装置，事故隐患明显减少。由于安全管理工作得到加强，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伤亡事故迅速减少，使得这时期成为历史上安全生产状况比较好的一个时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极大混乱。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又遭受严重挫折，出现了有法不依、有章不循、冒险蛮干的无政府局面。抓安全生产，被视为是“活命哲学”;有关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管、卡、压”的工具。安全机构再次被撤销，安全人员再次被精简。安全工作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使伤亡事故又大幅度上升。1968年到1970年，我国矿山第二次出现了伤亡事故高峰期，重大伤亡事故频频发生，矿山安全工作又一次经历“低谷”严峻期。

　　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建设四个现代化上来，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坚决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清理 “左”的错误影响。矿山安全工作在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中得到加强和发展。1982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矿山安全条例》和《矿山安全监察条例》，标志着我国结束矿山安全工作“无法可依”的局面，用法规形式规范矿山安全工作，实行矿山安全国家监察制度。1992年1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矿山安全法》, 自1993年5月1日起实施。这是我国矿山安全生产的第一个基本法律。1996年10月，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自1996年10月30日起实施。

　　“八五”期间，据有关部门资料，1995年与1989年相比，全国统配煤矿百万吨死亡率由1.75下降到1.16，地方国有煤矿百万吨死亡率由6.30下降到4.90，乡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由13.00下降到8.13。“八五”期间，全国煤矿平均百万吨死亡率为7.32。“九五”期间平均百万吨死亡率为6.49，比“八五”期间平均百万吨死亡率下降了11.34%。重点国有煤矿百万吨死亡率由1978年的6.94减少到1998年的1.02，下降85.30%;国有地方煤矿百万吨死亡率由1978年的11.96减少到1998年的3.82，下降68.06%;乡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由1978年的13.8l减少到1998年的11.25，下降18.54%。全国煤矿从国有到地方，大幅度、大规模的多年持续好转，1998年是煤炭工业历史上少有的安全生产好年份。据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安全生产局资料，矿山伤亡事故死亡人数逐年减少。1999年矿山死亡人数比1998年下降9.85%。2000年，煤炭行业百万吨死亡率为5.81，创新中国50年以来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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