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串的公共安全和卫生突发事件，都指向了年幼的孩子。

    两年前的大地震中，那些早逝的生命还未及从记忆里走远，问题奶粉、问题疫苗、血铅中毒就已经席卷而来。在湖南郴州，数十名孩子因污染而铅中毒，在福建南平，对社会不满的“失败者”直接挥舞屠刀冲向了儿童。

    在这个草长莺飞的季节，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些如花的生命。他们所处的生存环境，与同样经历过童年的我们有了太多的不同，而该给他们怎样一个安全、健康、幸福的童年，需要整个社会去寻找答案。

    境外记者：别祸害孩子！

    “美国的父母有时担心，中国制造的玩具涂有含铅的油漆。而在中国，从饮用水到呼吸的空气，污染随时都在影响孩子的健康”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在那短短的55秒内，你杀了多少洁白善良的心，你要真忍不住仇恨，你就去杀那些贪官，你怎能杀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

    这句在网上被广为传播的“名言”，注定将成为2010年中国人难以忘怀的声音之一。而它的作者，竟然是一名未成年的小学生。

    童言无忌。究竟要遭遇怎样的伤痛，才能让本是天真烂漫的幼小心灵发出如此震撼中国的诘问？

    南平之殇

    3月23日，清晨，福建南平，一个依山而建的平静小城，从此变得不再平静。

    早晨7时20分，早起的孩子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实验小学门口。再过10分钟，校门打开后，他们就将和往常一样开始当天的第一堂课。然而，仅仅5分钟后，8条幼小的生命却再也无法走进他们熟悉的课堂。

    灾难是如此猝不及防。

    几个小时后的官方新闻发布会，用一组冰冷的数据还原了事发现场：7时24分，南平实验小学门口发生一重大凶杀案，造成当场死亡3人，送医院救治10人，经抢救无效后又死亡5人。

    凶手是一家社区诊所的医生，作案动机为“周边的人看不起他”，婚姻不顺，另谋新职不成，“觉得活着没意思”。

    这是一个并不令人陌生的“动机”，但与其他人的极端行为不同，凶手将泄愤对象选择在一群无辜的孩子身上。也正是因此，才有了本文开头处南平市一作文班杨姓小朋友奉劝他“去杀贪官”的惊人字句。

    福建本地记者陈强是最早到达事发地的记者之一。当天中午，他在南平街上一家花圈店看到有人在制作悼念的条幅：“亲爱的宝贝，爸妈想你！”

    陷入悲伤之中的南平，甚至引来外交层面的关注。

    在遥远的莫斯科，据俄新社报道，当天会见到访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时，俄罗斯总理普京提到了这场悲剧：“对于发生的悲剧，我表示哀悼。我们向死者家属表示非常遗憾和哀悼。”

    而在境外记者笔下，南平事件令他们再次联想到了中国校园安全的话题。美联社、路透社在报道的同时，都不忘罗列最近几年发生的校园悲剧。

    2007年7月，一名疑患有精神病的男子在中国南部省份一幼儿园挥舞着铁制扳手，砸伤了18个孩子和一名教师；2007年6月，福州市的一所中学，一名男子砍伤了4名学生。2001年3月，江西发生一起爆炸惨剧，在学校做烟花爆竹的孩子伤亡数十人。

    “此前的每个清晨，孩子们醒了，我们还睡着，现在孩子们睡去了，我们还不该醒来么？当一个魔鬼在学校门前掏出砍刀，谁该冲上来？”一位网友在微博中的记述，引起了更多成年人的共鸣。

    污染之害

    事实上，成年人醒来后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杀人恶魔。

    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彼得·福斯特或许至今都难以忘记这样的场景——一位母亲呆呆地坐在那里喃喃自语：我儿子又矮又瘦，个头像个4岁的孩子，不到50斤，我就想给他查查缺啥。“然而血检结果显示，这个男孩血液中的铅含量超标了不止一倍。”

    这是2009年8月，发生在陕西省东岭冶炼厂所在工业园区周围村庄的一幕。美联社的一篇报道称，在周边两个村的713名儿童中，至少有615人铅中毒。而就在当月，湖南武冈有1300多名儿童因为一家未经环保部门审批的精炼锰厂产生的铅污染而中毒。

    让人不寒而栗的是，此后的日子，媒体披露的儿童中毒事件有增无减，江苏大丰、湖南郴州、河南济源、福建龙岩，版图越来越大，分布越来越广，受害儿童越来越多。

    有香港媒体分析指出，诸如此类事件的前因后果大同小异。矿产品价格上涨吸引了投资者投资。经营者开办重金属冶炼厂，用利润为当地经济作出贡献，“或许还收买了当地官员和监管人员”。结果他们得以多年畅行无阻。等到他们的劣迹被曝光、腐败官员被逮捕时，已经有几百人中毒或受到其他伤害。

    “别祸害中国的孩子！”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记者罗宾·梅雷迪因此发出愤怒的呼吁，他这样写道：“美国的父母有时担心，中国制造的玩具涂有含铅的油漆。他们应该为自己的孩子没有长在中国感到庆幸，因为在中国，从饮用水到呼吸的空气，污染随时都在影响孩子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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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之痛

    盲人歌手周云蓬曾以一曲《中国孩子》震动了无数人的心灵。而除了接连不断的公共危机和突发事件，中国孩子要面对的不只是危机四伏的世界，还有他们完成受教育过程的一波三折。

    6岁的朱妍妍就读在北京朝阳区一家打工子弟学校，而不久以后，她可能再也无法走进这个刚刚熟悉的校园。因为这所学校及其周边的城中村已经被刷上拆迁标志。

    城市化进程的提速，使众多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雪上加霜。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称，据统计，北京大约有300所这样的学校，但教育部门仅批准了70所左右。其余学校多年来一直获准运营，但仍被视为非法学校。

    与农民工子女求学无门相比，还有一些中国孩子正在废寝忘食地周旋于各种考试之间。为了完成父母规划的目标，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孩子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墨西哥《改革报》因此感叹，这真是“无情的中国式教育”！

    毫无疑问，在中国的很多地区，孩子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他们牺牲的不仅有健康、幸福的童年，甚至还包括生命。

    转型之艰

    一份权威的报告，也或多或少地印证了这一点。

　　去年11月20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北京发布《世界儿童状况》中文版。报告在指出过去20年“中国儿童的生存与发展水准稳步提高”的同时，认为中国面临着巩固其在儿童权利方面取得的成果及在保证发展的同时消除差异的挑战，尤其是面临满足农村儿童、受人口流动影响儿童及居住在大城市迅速扩展的贫困区域儿童在物质和保护需求方面的挑战。

    晦涩的说辞，却明白无误地传达出了一个信号：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都将对中国儿童成长带来极大挑战。

    福建南平杀童事件之后，一些国内媒体开始将目光对准了这个城市。4月3日，据《新京报》报道称，该市市委书记被曝涉嫌抄袭论文。而福建当地一27岁团干部的升迁之路也引来媒体的质疑，该团干部被认为是“市委书记之子”。

    这些看上去并无直接因果关系的信息，却提醒我们，今天的中国儿童所处的生活环境是如此复杂。而除了前面提到的日常和公共事件之外，疫苗乱相、三聚氰胺风波、地震校舍危房、济宁医院抛弃婴儿事件……现实已经给了我们足够多的教训，

    马丁·路德·金说，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他说的是美国的情况。中国的情况当然不同，但值得深思的是，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我们究竟又应该给孩子提供一个怎样的童年？

    疫苗无罪 乱相当清

    “我们国家的疫苗生产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盈利。对于疫苗接种这个本来的非营利性事业，怎能不出问题？”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打，还是不打？

    从未对疫苗接种犹豫过的贺女士，却在5岁儿子韩阳是否要继续接种疫苗问题上产生了怀疑。

    尽管韩阳几乎从未出现过接种疫苗的不良反应，但贺女士仍在担心，“接下来的一针就不会出现意外？”

    山西问题疫苗、江苏常州问题疫苗——这些突然充斥报刊网络的高频词汇，一夜之间仿佛击溃了贺女士们对疫苗安全的全部信任。

    假疫苗与变质疫苗

    一切都源于二十余天前的一篇报道。

    3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发表了2万字的调查报道。他在文中披露，山西从2006年到2008年里因储存管理不当出现了“高温暴露的贴签疫苗”，这些疫苗与山西近百名儿童注射疫苗后或死或残现象很难脱离干系。

    历经半个月调查后，4月6日，卫生部和国家药监局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经调查组集体对15名患儿的病情分别进行讨论分析，报道的15名患儿均有疫苗接种史，但均未接种过报道中所说的“贴签疫苗”。所以，中国疫苗仍是安全的，可以放心接种。

    然而，卫生部同时承认，对于媒体报道涉及的“贴签疫苗”生产公司北京华卫时代公司，其管理存在一定问题。卫生部发言人邓海华表态说，如果确实存在违规违法行为，那么无论涉及到什么人，都会一查到底，决不姑息。

    显然，事件还没有完全尘埃落定。

    而在这场新闻发布会之前，3月底，又有国内媒体曝光了去年年底被通报的江苏常州疫苗造假案，经政府4个月调查后仍无最新结果。

    按去年12月披露的信息显示，江苏延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疫苗生产过程中掺入一种不易发觉的添加物，可以令出厂疫苗在一般检测时达标，但实际效用却大大降低。这一造假手法与三鹿公司在婴儿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相似。

    “据说‘江苏延申’还是当地的明星企业，大企业尚如此，小企业会有多乱？！”贺女士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她和她的同事、朋友已经开始担忧近期被曝光的疫苗事件会不会只是疫苗问题中的冰山一角。

    打不完的疫苗

    但在现行的免疫制度下，如果不让孩子打完所规定的疫苗，将来入托、入学及转学事宜都会因此受到影响。在很多城市，幼儿园和小学入学前都要检查孩子的疫苗接种记录。

    初为人母的袁女士正在为此担忧。“我儿子刚生下来五六天时就被打了两三针疫苗，这正常吗？”她有些疑虑地说，“孩子见着针管就怕、就哭，真不忍心让他为了入托受这么多罪。”

    另一位张姓家长也有同感。她的孩子一进防疫站大门就嚎啕大哭，“眼里都是恐惧”。

    “往后，还有十多针要打呢！”她跺跺脚。

    根据《北京市免疫预防接种证》的要求，孩子从出生到上大学各阶段都有特定的疫苗需要接种，一般分为第一类疫苗（免疫规划疫苗）和第二类疫苗（自愿自费接种疫苗），共16种，而接种疫苗的频繁期是在6岁以前。

    “以往都是幼儿园通知该打疫苗了，我就带孩子去打。”贺女士回忆说，出于老师的“通知”，价位在一二百元的收费疫苗她也会为孩子接种。粗略估计，小韩阳已经接种了14种疫苗，且每种疫苗少则需打一两针，多则需要四五针。

    “记得我小时候没打过这么多疫苗啊。”袁女士是80后，她不可思议地感慨着，“我还不是健健康康地成长起来了？”她和丈夫商量着，“能不能给孩子开份过敏证明，少遭点罪？”

    与此同时，贺女士所关心的话题也变成了“孩子打的疫苗真的越多越好吗？”

    在互联网上，已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讨论这一问题。3月底，当江苏狂犬病疫苗造假的新闻传出后没多久，作家郑渊洁的一篇文章《我从1995年起就不信任疫苗》被某养生网网友迅速置顶，其后上百位家长跟帖留言。

    文章中，郑渊洁讲述了自己发现儿子郑亚旗的学校打预防针只是为了赚钱的经过，令不少家长吃惊地表示，“原来中国疫苗是这样的”、“再也不让孩子打疫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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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间的争论

    在“疫苗接种是否越多越好”的议题上，专家之间也有争论。

    山西问题疫苗的举报人、原山西疾控中心干部陈涛安表示，目前全国范围内的疫苗接种规定，都“带有违例性质的混乱”。

    “有些疫苗可以不种，比如水痘疫苗、流感疫苗不一定需要接种。”他说，“本身疫苗接种就是一个轻度感染过程，每打一次疫苗就像人为地给身体加重一次负担，频繁接种势必会产生问题。各地应根据当地的疫情流行状况和孩子健康状况，来调整疫苗接种的品种，而不是全国一个大处方。”

    但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对此明确反对。他认为，疫苗品种的增加意味着国家科技的进步，“当然是所有疫苗都要打了”。曾光表示，不少发达国家的儿童疫苗接种种类比中国的还要多。

    旅加学者陶短房向《国际先驱导报》证实，加拿大儿童一般出生后也会接种10多种疫苗。只不过，孩子出生时父母即获得一本疫苗注射手册，“此外，通常不会增加新的疫苗品种，除非遇到大规模疫情。”

    话虽如此，但在不少中国家长眼中，发达国家的疫苗质量无疑更有保证。“进口疫苗的预防效果比国产疫苗的好很多。”贺女士列举了韩阳接种水痘疫苗的事例：不久前，被注射了进口水痘疫苗的韩阳果真没有受到已出水痘的同学传染，而幼儿园里接种国产疫苗的儿童却接连出了水痘。

    “但总不能都打进口的吧。最贵的进口收费疫苗要花800多元呢!”袁女士吐了吐舌头，“与其这样，还不如不打。”

    谁来监管

    可这种想法令陈涛安感到不安，4月1日，他专门更新了自己的博客，呼吁民众理性看待问题疫苗。

    他说，已进入春季，正是接种疫苗的季节，希望大家严格按照免疫程序及当地政府的要求接种疫苗，尤其是请儿童接种乙脑疫苗和麻疹疫苗。

    在他眼中，“疫苗管理确实是很难的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进行社会互动，平息各种谣言，说服各种见解”。

    而曾光也承认，虽然接种疫苗不能防治百病，但“它仍然是有效预防传染病的最佳方式”。

    不过，在新近曝光的关于山西和江苏问题疫苗的新闻中，问题也很明显，在疫苗的生产、贮存、流通以及接种过程中，缺失的监管角色应如何填补？

    陶短房认为，中国的疫苗机制应向做得好的发达国家“取经”。“比如加拿大，联邦制国家的各省自主权很大，但疫苗却是由联邦卫生部指定生产，各省只有配送权。而中国的情况是省级地方就可以自己招标，而且招标程序还不正常，有的中标企业连疫苗生产资质都没有。”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陆家海也进一步介绍道：“相对而言，国外的疫苗生产商有完全足够的资金补助和生产所需的所有费用，但我们国家的疫苗生产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盈利。对于疫苗接种这个本来的非营利性事业，怎能不出问题？”他建议单独成立一个由专家学者组建的疫苗监管委员会，定期在各地巡查。

    而亲历了山西疫苗调查过程的陈涛安，还提出了另外两个调整建议：一是希望明确“接种疫苗的异常反应要补偿，接种疫苗事故要赔偿”的规定，改变现在的“仅补偿未赔偿”之说；二是希望相关政府部门与非法的疫苗生产企业尽快划清界限，以此恢复民众对国家的信任。

    “结石宝宝”：今天你还疼吗

    对王芳而言，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小乖做的最令她开心的一件事便是：终于排出了肾结石。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媛发自北京、石家庄 出租车在石家庄一座烈士陵园拐了个弯，径直向一处安静的小区奔去，最后，停在了一栋稍显破旧的楼房前。据李云员在浙江的朋友蒋晓敏介绍，李一家人就住在楼内一层。

    不过4月3日，清明假日的第一天，这里房屋门窗紧闭。李云员去了外地出差，他的爱人王芳还在单位加班。由于两人工作繁忙，此前早早儿地便把孩子李娜送往了河南奶奶家看管。

    已经4岁的李娜，昵称“小乖”。对王芳而言，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小乖做的最令她开心的一件事便是：终于排出了肾结石。

    幸运的小乖

    王芳最早发现小乖的变化，是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小乖突然不乖了。她开始变得焦躁不安，时常手舞足蹈；拿着玩具就开始发脾气。但令他们最担心的是，小乖也开始不明原因的发烧。一次，两次……“这孩子是得了什么病吧。”夫妻俩想到外界对三鹿奶粉的传言，带小乖去了医院。

    事实上，从2008年3月以来，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先后接到消费者反映，有婴幼儿食用三鹿婴幼儿奶粉后，出现尿液变色或者尿液中有颗粒的现象。同年6月中旬以后，三鹿集团又陆续接到婴幼儿患肾结石等病状去医院治疗的消息。

    李云员已经记不清具体检查的时间，但检查结果把他和王芳吓了一大跳：小乖双肾结石。一个长约0.3厘米，另一个长约0.5厘米。

    后来，中国卫生部披露，经调查，高度怀疑三鹿所生产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三聚氰胺”，一个李云员感到陌生的名字——这是所有“结石宝宝”的共同病因。

    怎么治疗呢？李云员和王芳一方面担心肾结石不好治，另一方面也怕自己治不起。李云员说，两人的工资每月各一千多元，“孩子生病前，我有时还是啃老族”。

    不过医生并没有开出昂贵的药方。但一纸处方递到李云员眼下，他看了心却更慌了。“医生就让回家喝水。”他说。

    但幸运的是，小乖坚持天天多喝水，真把结石排出了体外。

    在所有“结石宝宝”当中，能排出结石，恢复健康，都是幸运的。有的“结石宝宝”和小乖一样幸运，家住杭州的姚先生回忆当时情形高兴地说，孩子很争气，2008年年底就痊愈了。

    不敢再让孩子沾“奶”

    也有的“结石宝宝”还在边喝水边疼痛。家住北京郊区的小梅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自己的孩子现在反而有病情加重的趋势。“每天看着孩子叫唤哪里疼、难受，心里就特别难过。”小梅哽咽着说。

    同在石家庄的另一位“结石宝宝”王建也还没有完全康复。王建的母亲天天在家照顾孩子，父亲王成志常年在外打工。由于全家生活开销全由父亲一个人承担，王成志索性在自己的QQ资料里，填上了所有的私人信息，包括手机号、汇款地址、邮政编码等。

    李云员对此表示理解，他介绍说，小乖生病后，自己得到的赔偿金共2000元。“因为赔偿有不同等级和标准，小乖的病情算轻的，所以赔偿并不多。”

    而迄今，算上购买的各类补品、营养品，2000元赔偿金虽不能满足全部花销，倒也不差太多。

    小乖排出结石后，李云员和王芳下决心，不再给孩子冲奶粉。他们甚至几乎拒绝和“奶”有关的一切食品：奶糖、小奶糕等等。“孩子大一点了，就吃饭。”李云员说，他担心小乖营养摄入不全，除了让孩子偶尔喝喝酸奶，还叮嘱母亲多注意荤素搭配。

    “拒绝奶制品”——这似乎是“结实宝宝”父母的通行做法。自三聚氰胺在其他品牌奶粉中也被查出后，不同奶粉的消费者按品牌成立了QQ群，在互联网上经常相互交流治病经验。

    “你孩子想吃奶糖怎么办？”

    “给他换一颗水果糖，或者告诉他会生病”“不要经常带着他去超市”……家长们就这样七嘴八舌起来。

    网名“凤凰盘湼”的家长还提醒道：如果孩子太小仍需要喝奶粉，千万别买产品条形码开头为“69”的，那意味着是国产奶粉。

    “好的。”很难有人再愿意相信国产品牌。

    “我都麻木了。”谈及今年2月上海熊猫奶粉被查出三聚氰胺后，李云员咕哝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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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以被忘记的三鹿

    但石家庄人对“三鹿”仍然心存怀念。“想当年，三鹿多火，在三鹿做员工挺骄傲的。唉，石家庄就这么一个知名品牌，太可惜了。”一位姓穆的出租车司机如是感慨着。

    2008年12月25日，石家庄市政府宣布三鹿进入破产程序。2009年2月，三鹿集团正式宣布破产。此前一个月，原董事长田文华被判无期徒刑。同年3月，“三鹿”正式更名为“三元食品（河北）有限公司”。

    现在原厂址，已不见“三鹿”丝毫踪影。唯有当地人会向客人指指点点：这就是原来的“三鹿”。在公司旁边的展销厅内，齐刷刷摆着“三元”的各类产品。有年轻人三三两两地路过展销厅买牛奶喝，大家拿着酸奶瓶和鲜奶瓶，放在展销厅后半部分的罐装奶粉还在安静地等待客户到来。

    石家庄人大多乐观地相信，当地的奶业市场正在慢慢地恢复。不过，在石家庄较有名气的北国商城地下超市，进口奶粉和国产奶粉区仍很少有消费者光顾。而货柜上的“三元奶粉”正在做促销活动，“买二送一”，或者“买三瓶罐装奶粉送一个高级保温盒”。

    “还是买进口奶粉吧。”有推销员把记者从“三元”货柜前拉到一美国品牌奶粉前，她眨着眼睛，带点神秘色彩地说，“进口奶源哦。”

    4月3日，本报记者离开石家庄时，王芳说，自己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除了和家人好好享受平静、健康的生活。

    她可能不知道，此时在“抵制某品牌奶粉”的QQ群中，头像攒动，人们还在互传消息，打算清明节时去祭祀那些因三聚氰胺导致结石死亡的婴幼儿们。

    别让孩子为权贵利益埋单

    【作者】周孝正（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首先需要关注儿童的健康和安全

    儿童的生命安全问题事实上反映出整个社会的大问题，反思这一问题，不由得提醒我们：是不是整个社会都病了？

    其实伤害儿童，就等于伤害我们自己，伤害这个社会系统里的每一个成员。谁都有衣食父母，谁也都会有膝下儿女，他们的健康是维系家庭和社会生活和谐的重要一部分。

    前段时间的三聚氰胺事件，受伤害的孩童被称为“结石宝宝”，因为他们得了肾结石。“肾乃先天之本”，一个尚在发育中的身体患此疾病，长期治疗未愈，孩子这一生的健康又该如何保证？

    问题奶粉和问题疫苗，让我们把关注的焦点投放到“社会公共卫生安全”议题中，但事实上，这只是社会安全问题的一部分而已（除了食品卫生安全，还有居住安全等方面。所谓“安居乐业”，但在近年不断出现的强制拆迁事件中，“居”都没有了，又何谈“乐业”呢？）。

    所以，不断出现的、威胁人们安全的，特别是威胁儿童生命安全的事件，足以说明社会可能正在“溃败”——这是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的观点。我对此亦非常赞成。现在中国社会会动荡吗？不会。但中国可能会走上另一条道路，这就是：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肆无忌惮，社会两极分化明显。

    简单而概括地讲，“溃败”是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首先，政治原因，权力的失控越来越明显，相应伴随的表现就是腐败。而我们还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制衡的力量，使腐败越来越近乎“不可治理状态”；其次，经济原因。用温家宝总理的话说，收入分配不公、司法不公。这会相应地带来社会矛盾的尖锐对立，也会腐蚀社会的诚信问题，使离心力扩大；第三，历史原因。中国社会的封建制度曾长达几千年，其中的一些弊端绵延至今。利益集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也使得群体性事件源源不绝。

    这些都会对儿童的生存环境产生负面的影响。正所谓，政治体制若不改革，经济体制就改革不下去，社会问题就会越来越凸显。

    政治体制怎么改？邓小平说过，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这是社会问题的“总病根”。儿童现在遇到的关于食品安全、校园安全等若干问题都是由此延伸出去的。

    温家宝总理说，要让人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是一句比较笼统的表达。其中，中国儿童作为下一代接班人，自然在其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人民的尊严，在相当程度上需要关注儿童的健康安全。

    但尊严如何维护？公平正义如何保证？造成社会“溃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权贵阶层的存在。而目前一系列的伤害事件尚伤害不到权贵阶层，越是贫苦的百姓，越是经济落后地区，这里的儿童越容易受到伤害，越容易为维护权贵利益埋单。

    遥想我幼年时，空气污染不会像现在这么严重，有蓝天、有白云。喝牛奶时从未想过可能会有“毒”。这说明什么？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跟上社会发展的节奏，整个发展就有可能走向畸形。

    因此“总病根”不改，我们只能希望社会“溃败”得能缓慢些，但它一定是在这个方向上“迈步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