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们目睹了许多公共安全事件：大连海上原油泄漏，南京废弃塑料厂爆炸,吉林化工原料桶冲入松花江,多个城市遭遇洪水袭击……

联系到此前国内三聚氰胺事件和美国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使人想起了德国著名社会学者乌尔里希·贝克的一段话:原本无害的东西突然间怎么就有危险了，如酒、茶、面条等等。肥料变成长期毒药,造成普遍的后果。过去一度被大肆夸赞的财富来源(核子、化学、基因科技等等)一变而为不可见的危险来源。

正如贝克在其名著《风险社会》一书中所揭示的，在后工业化时代，人类正步入“风险社会”。与传统的自然风险或者“外部风险”不同的是，今天的风险则更多地来自人类自身，所谓“人造风险”或“文明的风险”，它是人类发展、特别是科技进步造成的。

换言之，如果说传统风险是源于“无知”，那么现代风险则更多地来自于知识和分工。现代化给人类带来了高度的自由与便捷，同时也带来了高度的脆弱与风险。越是发达的科技，内部组成的密集度和复杂性就越高；越是细密的分工，相互的依赖和影响程度就越高；越大规模的城市，安全布局的合理性要求就越高，而一旦其中某个部位或环节出了问题，就会造成想象不到的风险。当然，更不用说化学武器和“原子弹逻辑”之类的悖论了。

作为“风险”的对立面，安全是人类的首要诉求和基本价值。对公共安全的维护，是政府的基本责任。而面对 “风险社会”中种种非传统风险，政府需要从行政理念到管理手段上的一系列转变。

与传统风险不同，人造风险则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和不稳定性，仅仅以一种“水来土掩”的方式，已难应对。这就要求政府摒弃以往的安全主义文化，以及面对风险时的鸵鸟政策，而代之以风险文化。在日常的管理中，注意防患于未然,树立“使用少量钱预防，而不是花大量钱治疗”的理念；在风险来临时，培养“条件反射”般的应急能力，并借助公开透明实现社会动员，最大程度降低损失。近日发生山西煤矿爆炸案、南京废弃塑料厂爆炸，前者是非法藏匿炸药所致，后者则被通报施工安全管理存在漏洞，这些都不能不说与政府风险文化的缺失有关。

现实中，我们经常能碰到这样的情况，公共事件发生后，人们向一个个机构求助问责，但得到的往往是“请向有关部门咨询”、“这与我们无关”等回复；甚至在情况危急的时刻，还有人在进行着归谁负责、向谁请示的“淡定”商讨。这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往往会扩大和恶化风险。因此，面对风险，除了严格贯彻《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还应该认真检讨风险决策机制，看看分工是否够明确、配合是否无缝隙、权责是否相一致。

在某种意义上，风险是与现代化伴生的一种代价。就像亨廷顿所言，“现代化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农业与工业的更迭、压缩式的跨越发展，使转型期中国比发达国家面临更加多元复杂的风险。但“风险也是一个致力于变化的社会的推动力”，在风险频发的今天，如何进一步思索对公共危机的管理，如何走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怪圈，如何培育全社会的“风险文化”，这将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解之题，也是科学发展的重要方面。

《人民日报》，作者范正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