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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责风暴”引发的思考

高邮市安监局宣教中心  葛国顺

灰色的九月，让中国人悲伤的多事之秋：奶粉事件、山西临汾溃坝、黑龙江鹤岗媒矿大火、深圳龙岗歌舞厅特大火灾、河南登封矿难夺去数百名生命……

“问责风暴”乍起，原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国家质监局局长李长江（正部级）、石家庄市委书记、河南登封市市长等相继被免职，一时间，数十名官员丢了“乌纱帽”。这是继2003年“非典”以来的新一轮官员“问责风暴”。一时间舆论哗然，世人纷纷为之“史无前例”的问责风暴叫好！

“问责风暴”能否持久转入常态化、制度化？人们拭目以待。笔者由“问责风暴”引发出三点思考：

——问责，倡导“执政为民”理念。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大小官员是“人民公仆”，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上世纪50年代，官民关系被称为“干群关系”，周恩来总理以他那“鞠躬尽瘁”的楷模壮举被世人所敬仰。沿袭至今的大小政府门前都镌刻着“为人民服务”，以昭示世人；不少官员胸前佩带党旗映照下的“为人民服务”徽章，作为座右铭，规范自己的行为。当下的官民关系远不是承袭千年的“官本位”，而是建立在公民社会的政治文化之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已成“为官一任”的本质要求，这种要求，不仅仅是党的意识形态决定的，也是公仆社会本身的伦理；不但需要干部在主观上进行世界观的改造，更需要公民社会用自身的力量去约束该怎么做。愿“执政为民”的理念在问责中得以倡导，得以升华。

——问责，呼唤制度进步。“出了事百姓丢命，问了责官员丢官”的双输局面，使官民双方都付出了惨重代价，并让这个民族不时历经灾祸。“问责”固然可平一时民愤，但要形成真正的良性官民互动，就不能只寄希望于这种政治观念上的转型，还必须有待于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失职问责理应成为中国政坛的常态，并以此为目标建立一种权责对等的衡量和规制体制。何况现在的问责仅局限于行政机关内部的上级对下级同体问责，还缺乏人大、政协、民众和新闻媒体等异体问责，更缺乏对上级的问责，显而易见，这样的问责制度的确难以实现责任政府的目的。在问责范围上，行政问责一般仅限于人命关天的大事上，特别是安全生产领域。行政问责事由只是针对滥用职责、玩忽职守的违法行政行为，而不针对无所作为的行政行为。再加之目前我国行政问责还没有专门、完善的成文法，问责的程序还不够健全，问责启动程序往往取决于行政领导的意志，没有规范可供遵守。风暴诚可贵，制度价更高。时代发展呼唤制度进步，问责应当成为日常政治中一种必然的制度宿命，产生常态化的制度威慑力。

——问责，催生健全责任制。实行领导干部问责制无疑给其官员头上套上了紧箍，当官就得为民负责。决策失误、失职渎职、监管不力、安全失控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其实，现实生活中，思想上的一时麻痹，就可能导致一失足成千古恨。从根本上解决失职失责问题，仅靠事后责任追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关口前移”，变事后追究为事前问责，立足于防范，这才是保护干部的一计良策。现在各级政府都建立了领导干部责任制，就安全生产而言，积极推行“一岗双责”，旨在落实全员责任，把责任制落到实处。目前问题不是缺少责任制，而是缺少执行责任制的人，不可将责任制作为“官样文本”、一纸空文。执政为民就是要真正做到“对人民问责、让人民满意、受人民监督”，责任重于泰山。人民群众为天，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谁违背了这一点，就只能被人民所不容，最终自食其果。

“问责风暴”彰显我国新型“官民关系”正在完善，政府的政治责任趋于常态化、制度化、公仆们将负责任地兑现着对人民的承诺，展示新形象。

                             转载:江苏安全生产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