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打正着与顺理成章
——忆当年的两段读书经历
《工人日报》（2013年09月16日 06版）石英
    世间之事，难免有心甘情愿和迫不得已或歪打正着与顺理成章的不同情况。这里说的是我的两段读书的经历，也有歪打正着与自然所需的差异。然而其结果却是殊途同归，均有相当收获而且印象殊深，至今回想起来，记忆之清晰如在眼前。
我要说的第一段读书轶事是在上个世纪“文革”后期。当时我因“文革”前创作的中篇小说《文明地狱》被打成全国六十株“特大毒草”之一而被长期批斗、关押后又被下放至工厂劳动。上世纪70年代前期，由于受到厂党委书记老储同志（转业军人）的保护而放松了半专政状态，有幸被调至厂工会协助搞宣传。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批《水浒传》的浪潮中，我虽无权执笔写批评文章，却借为写文章而“准备材料”之机，读了不少过去未曾读过或未读全的各类书籍。原先并未料到：这家几千人的大厂图书馆竟有为数不少的古典和现代图书。其中，有的是“文革”前的藏书，更多的是“文革”中造反派从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家里抄来的。为批判林彪信奉的所谓“克己复礼”，我全面而认真地通读了《论语》，而以前只是粗读过。为批《水浒传》，将那里收存的几种版本——70回本、100回本和120回本统统读了一遍。还有与此相关者如陈忱所著的《水浒后传》，我上大学前做机要工作时虽曾约略看过，但因故未读完，也读得不细；至于《荡寇志》这部旨在仇视农民起义的清代俞万春所著的小说，我在上大学时只见过书却未允许阅读，没想在极“左”的形势下反而“堂而皇之”地读了。说起来似乎有点好笑，在读这些书籍时，当时真像是在从事一项《水浒传》的研究工程；在内心世界里已跳出了当时环境的桎梏，而自然地联想和思考了许多问题。这些资料和观点，尽管在当时未能用上，却在很大程度上充实了我读书心得的库存。只可惜的是，未敢留下读书笔记。但在若干年后，也没有抹去这些记忆的印痕。
我是粉碎“四人帮”两年后才正式“落实政策”，并被安排于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工作。上班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筹备创办《散文》月刊——国内第一家专门发表散文作品的刊物。正式创刊后，又担任《散文》月刊的主编。尽管我在“文革”前有在天津作协《新港》文学月刊从事编辑工作的基础，但面对一本全新的期刊仍需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其中之一就是尽可能地掌握有关散文方面的更多信息，更广泛地阅读散文作品。
对我来说，之前，除在课本上读过鲁迅、茅盾、巴金等作家的散文外，最多的是当时盛行的杨朔、刘白羽、秦牧的散文作品。但仅此而言阅读范围肯定不够广泛，而唯有比较才能鉴别，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加以观照，对各家风格的了解，并细微体察其短长。这对编好刊物无疑利莫大焉。因此，我在工作余暇中，抓紧阅读了凡可能找到的我国近现代作家的散文，乃至外国的蒲宁、东山魁夷和纪伯伦等作家的散文；另外，也包括曾被批判或极少宣传的中国作家的散文，如梁实秋、胡适、张爱玲和徐志摩等人的作品。应该说，我的广泛阅读是有不少收获的，起码是开阔了眼界，有了更多的进行比较的依据，也有了更多的发言权。
这两个阶段较广泛的读书机会，一个可以说是歪打正着，另一个是工作需要，可谓顺理成章。上世纪70年代前后期的两个阶段，成为一种很有意思的鲜明对照。然而，无论是歪打正着还是顺理成章，有一点却是共同的。这就是如饥似渴，兼容并蓄，在我一生的知识文化积累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这较之在大学里学习时，对不同作品的认识和分辨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如对当时涉猎的《水浒传》的几种版本，除70回本外，当时权威的说法是“好处是写了招安”，我却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在故事发展和小说艺术的完整性方面，由金圣叹删节的70回本最为好看（至于他当初的删节动机又当别论）。而别的版本在70回之后尽管也有些不错的情节和被招安的结局，但总的看来，与前70回相较，在艺术上似有不统一的痕迹，甚至使人感到不像是出自同一作者之手。这些看法直至今天亦未改变。另外，对于本书作者的原创意旨和作品表达的政治理想等问题，我的看法既不完全等同于“文革”前的传统认定，又对后来简单地认为是写了招安也有某种异议。但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我未能将自己的看法写成文章，直至最近的2012年，才写成一篇《水浒传新说》。当然，所谓的“新说”，也是个人的一家之言。
同样，在上述第二阶段中阅读某些近现代作家散文作品时，也产生过一些这样或那样的想法。具体说来，譬如“文革”前很少宣传的一些作家的作品，我通过认真阅读与思考的结果是：这类作品（至少以历史的眼光加以观照），还是有其可取之处的。此后我在面对许多文学作品的心态上更趋冷静：既不能因作家或作品某一方面存在可议之处便在总体上予以“冷处理”，但我也不像在开放后许多人那样趋之若鹜，似乎觉得那些作品完全是高及云端，似乎完美得增之一分则太肥，减之一分则太瘦。这与曾经有过的过贬倾向同样是不够实事求是的。还是历史地、客观地、辩证地进行分析，给予尽可能的恰当评价为好。对这样的问题，无论抑扬，过分“带着情感”读总是不太可取的。
回头想来，之所以对这两段读书经历感觉如此深刻，其一是因为在一个不能读“闲书”和“杂书”的岁月里，却能意外地“偷”读了一些不无意义的文学作品，它不仅仅是丰富了自己的知识矿藏，而且填补了在那个时代里的精神空白，其二是工作使命推动自己去夯实必须具有的基础积淀，同样是一种大有裨益的工程。
知识积累如建筑中的一砖一瓦，都是为了永无休止的崇高的精神建筑，这与有形的物质工程一样，都来不得半点虚妄，当然也同样忌讳“豆腐渣”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