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偶有一面之交。有的匆匆而过，有的慢慢模糊，还有的刻骨铭心。我这辈子，之所以喜好舞文弄墨，或许跟这三个人有关。我们仅见过一次面，时间暂短，但我终生都在受他们影响。这种幸运并非人人都能得到，他们在我的记忆中如阳光一样闪烁。

我长期生活在厂矿，积累了很多素材，很想写成小说。但由于自负，迟迟不敢动笔。80年代中期，我坐在满洲里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倚窗捧读古华的短篇小说《爬满青藤的木屋》。这时，有位中年人走到我跟前，他看我在读小说，主动跟我搭讪，并自报家门，我叫张斤夫，是《上海文学》编辑。他听说我是辽宁人，便说起辽宁作家来，像谢友鄞、于德才等，曾编过他们的小说，现在都是名家。他又听说，我做过矿工，当过铁道兵，很感兴趣。他对我说，以你的经历，满可以写成一部小说了。那时的我，虽读过很多名著，但还是个“文学青年”，不知小说是何物，他见我面露难色，一再鼓励说，小说离不开地域文化，离不开生活，古华之所以写出很多优秀作品，这跟他当知青有关。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临告辞时，他在《古华短篇小说》上签上了他的名字，还让我把小说邮给他。我觉得，他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唤起我创作的欲望。后来，我听说他是“名编”，推出好多个小说家，我万分感到荣幸。在他的激励下，开始鼓捣起小说来了，甚至达到痴迷的程度。那时候，我忒笨了，脑瓜不转轴，被真人真事给框住了，致使小说中的人物没有精气神。

1989年秋天，我们从烟台开会回来，顺道去了北京。特意到中国煤炭报社副刊部拜访。当时接待我们的是著名作家刘庆邦。听说我们是煤矿来的业余作者，他撂下手中的活儿，先是给我们每人倒一杯水，又跟我们促膝交谈。我依稀记得，他叮嘱我们写自己喜欢写的题材，驾驭自己熟悉的文体。当时他问我，你的作品在哪发表过，我红着脸说，在《工人日报》百花副刊上，发了个小说《新衣裳旧衣裳》，他投来赞许的目光。接着，他对我们说，你们有生活，但小说要见人，不要写生产过程，更要深化主题，这样人物形象才会活生生鲜灿灿的。一席话，说得我心里透亮了，如同三伏天吃了沙瓤大西瓜。我可以不夸张地说：我文学起航，应从与刘庆邦的“面对面”开始。

因我在《工人日报》发表了小说《《新衣裳 旧衣裳》》，结织了副刊编辑王恩宇。从八十年代末开始，我把精力投入到“工厂故事”创作之中，我挑选最好的小说寄给了他。他是工人出身、著名的诗人，对业余作者非常热心。我记得，小说《心结》寄给了他，他看过后，指出人物单薄、呆板，缺乏生气，这封发黄了的退稿信，我至今保留着。后来，这篇小说我一改再改，终于在《工人日报》副刊上得以发表。那时候，我很想跟他面对面学习，聆听他的教诲。我很幸运，天赐良机，那是1991年5月，我去北京学习。当时学习任务非常紧，一点时间抽不出。我利用等车的空闲，拜访了他。他对我非常热情，并寄予了厚望。我记得，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搞文学创作，既要深入生活，又要理解生活；既不能复写，更不能模仿，一定让人物活起来。我们唠了两个多钟头，言犹未尽。我看了看表，离开车时间不多了，我依依不舍地告辞了，他紧紧地拉住我的手，叮嘱道，做工人的代言人，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然而，王恩宇老师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但他仍活在我的心中，虽然我俩是一面之交，但我们却成了挚友。虽然我没写出传世之作，但我的作品应该都是写给工人看的。

人与人的交往，不在于密与疏，不在于时间长与短，而在于能否在心里刻下永久的记忆。如果说，我现在还能写点东西，应该感谢这三位恩师，虽说是一面之交，但我终生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