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是我旧时的好友，因为当时他喜欢一个“德”字开头的球星，张口闭口皆是其“丰功伟绩”，于是自然被我们唤作“阿德”。

　　阿德虽说小时候也是和大家一起玩大的，但与我们大伙儿都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的口音。北京话看似好学，其实不然，一个儿化音发出来，大家会心一笑，就知道你是否生长于此。倘若“东便门”没加儿音，至多算说得不地道，若是“安定门”加了儿音，那就贻笑大方了。阿德与我们的区别就在这里，他说得一口南方味道的普通话。

　　据说，阿德家里讲三种语言，爷爷奶奶之间讲南方老家的方言，爷爷与父亲之间讲上海话，他自己和父母之间讲普通话，三种语言随时互换，催生了他不错的语言天赋。当时很流行看VCD，路边摊贩兜售的光盘大多尚未配音成普通话，我们便鼓动阿德帮忙翻译。听他添油加醋的翻译，也成了我们童年时的一项乐事。

　　其实，阿德的口音背后，有着一大串他自己都讲不清楚的故事，那些故事既简单又复杂。我听他断断续续说过一次，可当时年纪太小，还是没听懂，只觉得在一个大时代里，一个家庭的命运，往往就像浮萍一样，随潮水起落。我唯一有印象的是，他告诉我，他的奶奶每天都喜欢靠在高高的被子上，讲一些老家的事情，说老家县城里有一个城门楼子，他家就在城门楼子不远处，是在一个二层小木楼中的一间。他的奶奶病重之后，老家居然来了不少几十年未曾谋面的亲戚，满满地站了半个客厅。他们说，老太太要叶落归根，他们可以把老太太带回老家去，可老太太死活不肯，说自己在北方几十年了，南方湿热已不适应，北京就是自己的埋骨所在。老家人在京吃喝几日后，怏怏离去，临行时想送老太太一个金戒指，算是补上几十年未尽孝道，老太太说什么也不收。

　　后来，一天上课时，老师突然把阿德叫了出去，说他家里有事。我们羡慕地看着阿德，觉得他可以免去半天的听课之苦，可阿德却似乎知道了什么，心事重重地迈向了停在校门口的汽车……

　　阿德说，奶奶弥留时，说的都是老家的话，全家人只有她一手带大的阿德能勉强听懂。阿德还说，奶奶不多的遗物里，有一本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老旧地图册，某一个县城的位置，被深深地画上了一个圆圈，那就是他奶奶口中提过无数次的地方。老太太本不识字，平时娱乐基本就是靠从收音机里听评书，这个圈圈，不知是她何时请人画上的。老太太临终时候，交代阿德，让他回老家看一次……

　　后来，毕业了，大家分道扬镳，虽留了电话号码，但数次搬家，电话本早已不知所踪。

　　多年以后，一次偶然的聚会，我又碰上了阿德。他的儿化音早已听不出与我们的异同，唯有问起他之后是否回过老家时，却黯然神伤。他说，自己明白，现在的老家，绝不像奶奶在病床上喃喃诉说的那样，有一个古旧的城门，有二层的小木楼。那个未曾谋面的地名，至多只是户口本上的祖籍地而已。所以，几次出差路过那里，自己都避而不入，生怕碰碎了孩提时的遥想。

　　他说，倘若日后有了孩子，这些故事他会烂在肚子里，不会告诉孩子。“谁都无法重复过去，你儿时的回忆在哪里，哪里就是你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