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两地分居之苦二

八二年，我考上了大学。所谓大学其实就是江苏省电视大学扬州分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五大生。我们企业一共考了三名，因为都是三十出头的人，都是有家室的人，在单位又是小有成就，企业破格同意我们全脱产带薪上学，所以，我们都很珍惜这个机会。

到了扬州电大，我们才知道，象我们这些年纪大的并不多，大部分是高考落榜生，只不过是靠前一点的。我们是机械类的，班上除了我们，其他大部分学员只要顺利毕业，全部分配到扬州阀门厂，他们的学费也是扬州阀门厂包的。那时扬州电大师资力量奇缺，我们的女班主任也是阀门厂的，姓吴。

那时的电大设备很差，全靠一台小彩电，投影仪还没有。但是上班我们都很认真听，特别是我们这些从工厂来的大龄青年，学得很认真，学得很苦。但是，比学习更苦的就是夫妻分居现场的思念之苦。

扬州到姜堰有75公里，要是在现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半个多小时就到了，火车也通了，回去很是方便。但那时，周一到周五是收看电视教学节目时间，部分晚上和周六、周日是安排辅导老师辅导或是专业课时间，有点时间还要作业。所以，大一基本上回去得很小，电话又不方便，暑期放假还要安排实习和参观。

有次，实在想家心切，晚上听过晚饭，突然想起要回家，于是不顾漆黑一片骑上自行车就出发了，紧赶慢赶，到了深夜一点多钟才到家，把妻子真的吓了一跳。到了第二天晚上，我又出发回扬州了，因为还要上课呀。怕我夜里一人骑车寂寞，妻儿让我带上八零年我在天津出差买的海关处理走私的台湾产的收录机。呵呵，正合我意，忙不迭用了一个网兜将收录机装上电池挂在自行车龙头上。那时的328国道没什么汽车，一路上边骑边唱好不威风。可天亮到了扬州一看，收录机上的旋纽少了很几个，好不心疼。哎，时髦也不容易啊。

还有一次，同宿舍仪征的同学周末下午回去看老婆去了，可是吃晚饭时他老婆却赶到了我们住的干部培训学院。可怜牛郎织女很长时间才能会上一面，你却让他们都从鹊桥上插肩而过，上天怎么如此不公。晚上又没有回去的车，看到他妻子那种无助的眼光，我的心儿软了，算了吧，我扔下正在做的作业，来做一回雷锋吧。仪征并不是很远，当时骑车一个多小时也就到了。我想送她到家后再回扬州还是蛮早的，完全赶趟。于是一路上我到是很卖力的，可是到了她家后，她丈夫并不在家，要是在现在，电话一打，方便得很，可那时有电话的有多少？否则又怎能有这种事情发生呢？没办法，又陪她几个可能到的亲戚中寻找，直到后来，才在他的姐姐家找到他，这个没良心的，竟然还在那儿喝酒呢？看到我，说什么也要我陪他喝上几杯。看看已经快十二点了，说什么也不让我回去。没办法，又和他们回到他们家女儿的一个小房间睡下。刚刚睡着，一阵床腿挣扎的声响把我闹醒。这对混蛋，不知道房间不隔音吗？这声响又让我想起了还在姜堰的太太，哎，你说，这好人能做吗？当然，第二天中午，我们是在他父母家吃的午饭，他让他的父母给我做了一个菜，叫做咸鱼烧鲜肉，不知各位看官谁吃过？反正一直没有再吃过。我曾经好几次发誓要再去撮一顿，可是至今没有机会。

好容易熬到三年顺利拿到了文凭，我们企业的三个人分列班上的前三名，呵呵，不好意思，我还是第一。可是又一个消息让我暂时不回单位了。由于当时扬州电大师资十分紧缺，和北京钢铁学院商量好，请北钢帮助培养一批老师，就从电大毕业的学生中招，也就是两年的专升本，我的印象好象专升本当时国内好象还没有。人数太少又不好开班，所以，从我们这些优秀学生中再招一些，当然，全部要参加考试。我的印象是机械设计与制造一个班，热处理一个班，还有电子信息一个班。说是函授，其实除了第一学期在扬州上其余全部在北京钢铁学院（北京人叫钢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科技大学。

钢院很重视，我们一共有十三门课就安排了八个教授四个副教授和一个讲师。而且都是当时学院各学科的带头人，这让我们很感动，所以学习都很努力。我记得我的导师是当时机械系的主任吴清一老师，现在也不知退休几年了。《起重运输机械》是当时国内很知名的专家盛老师（具体姓可能记得不是很清楚，我们是八六年至八七年在北京钢院学习的）还有位老师想想就让我们心痛，那就是党志梁老师。党老师对我们特好，当时他刚从德国留学回来，回来创办了一个学科：那就是机械设计方法学，讲得非常之好，当时课本还没印出来，全部发的讲义，可学期结束后，我们每人都收到他自费给全班同学买的刚出版的他的书，并工工整整签上了他的名字。暑期中，其余学生放假，可是党老师和其他老师带着我们去首钢去实习。一路上的车票他个人不说，还每天买水给我们喝。就这样一个老师，等到我们从上海宝钢实习参观回来，竟然听到他的垩号：就在我们回来的前一天，党老师竟然给汽车压死了！党老师的耳朵不是很好，办事又比较专心。汽车是在倒车时将他压死的。三天后，钢院给党老师在八宝山公墓举行了追悼会，我们都去了，那种场面和那种伤心虽然二十多年了，可是我还历历在目。

说到这儿好象有点跑题了，在我深造的这五年妻儿基本上没占到我什么光，对于女儿的教育和培养基本上都是妻子一个人承担的，我的妻子可以用贤妻良母这个词来形容她是一点也不过为的。在孩子放暑假时，妻子单位对她挺照顾的，安排了个出差机会给她到北京，她把女儿也带来了。可是，那时的人非常单纯，妻子来到北京将近一个月，一直住在一机部招待所，每天和同事一起忙着企业的事。周日和同事到是来过两次，一次是陪他们同事去了天安门，一次是带同事吃我们钢院特有的一元钱两勺的红烧鸭子，特便宜特实惠。第三次，就是我帮他们把卧铺票买好后送女儿到了北京站。说实话，那时我才三十几岁，真想把妻子留在招待所两人细谈细谈。可是一来当时经济情况不允许，二来当时我们搞的毕业设计是金川镍矿的二次改造项目，时间比较紧。在钢院住了一宿还是和班上女生住的，哎，苦呀。

八七年的八月，终于毕业了，我再也不能忍受夫妻长期分居两地的痛苦，谢绝了吴清一老师让我考研的好意（他是系主任，据说有指标的），因为他想让我们把金川镍矿的二期改造工程的项目搞结束。说句实话，我们几个从工厂基层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学生动手能力可不是一般地好。毕业后，我们终于回到了家乡，我也回到了原来的企业，并当上了技术装备科科长，还评上了工程师。后来，还被市电大聘为几个学科的老师，业余时间还为乡镇企业搞搞流水线，设计新产品。眼看苦日子要熬到头了，可是，又一件事情让我们夫妻分居得更远，分居时间更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