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总工程师带班下井既没有“陪死”也没有“共生”，矿工罹难了，而副总工程师升井了。这让寄希望于领导带班下井制成为遏制矿难发生“杀手锏”的政府部门与民众，不得不重新考量这一制度是否具有“举一纲而万目张”的威力。

　　毋庸讳言，矿山生产安全问题已成沉疴积弊，这种态势下寄希望于微观层面的制度改良牵住牛鼻子，很难。领导带班下井也好，建设地下避难所也好，无不是微观层面的制度改良。事实证明，领导下井制在出台之日即遭遇畸形解构，有的突击提拔“矿长助理”，有的矿领导考勤造假，不一而足。甚至可以设想，在偌大的地下工作面中，下井的矿领导也可以选择相对安全的工作面而不致濒临险境。

　　具体到此次矿难，平禹煤电公司由中平能化集团、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平顶山瑞平煤电公司、禹州市国资委共同出资组建，那么可想而知，在这样一个大企业中，其中一个矿的副总工程师乃至矿长，会处于怎样相对底层的地位，他显然很难给出资方带来“性命压力”，既如此，那么改善安全生产条件、构筑安全体系就缺失了足够动力，而处于管理底层的矿领导也只能“听天由命”。

　　领导带班下井固有作用，但这些微观的制度改良还不足以遏制矿难频发以及在矿难中让矿工生还。切实需要整饬的，是关于地下矿山生产的更高层面的制度羸弱。譬如引入法律救济，这在国外并不鲜见，英国曾出现过法庭判矿主一次性赔偿遇难矿工后，连续30年向矿工家属支付慰问金；美国也出现过矿工家属向煤矿索赔1000万美元的案例，而我们则是简单的“以钱赔命”，对于那些财大气粗的矿主，实在是九牛一毛。是故，对缺乏安全保障或者不顾安全只追求利益而导致的矿难，需要引入法律制裁。

　　再者，峻厉的关闭矿山制度和链条式的问责制度也应该进入政策视野。2008年，就在此次事故发生的同一矿井的同一作业面，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当时造成23人死亡，这一矿井属典型的煤与瓦斯突出矿井。那么，两年前的惨案没有警醒出资方做出谨慎生产的安全保护措施，要不要问责？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

　　从1999年以来的11年间，矿难使5万多人丧命；今年以来，遇难人数超过30人的矿难已不下5起，此情此景下，不来一番制度大变革，显然是不行了。

点击进入河南平禹矿难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