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汛期到来后，中国各地的城市“水”警频发。先是武汉一场大雨后， “国立武汉大学”的牌坊下的积水齐腰高，武大学子在网上揶揄道：“这个夏季最浪漫的事，是和心爱的人一起来武大看海。”过不了几天，地处华北的北京城亦遭大雨袭击，环路大面积被淹，众多汽车遭受没顶之灾。于是乎，幽默的北京人说，那一天，所有的地铁站成了“积水潭”，“漂在北京”名副其实。

依照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办事风格，这种反常气候导致城市混乱、市民利益受损的情况出现后，一定会有人出来强调客观原因。果然，这次大雨后，就有官员说暴雨太大太急，而北京多数的排水设施的标准应付一年到三年一遇的暴雨。

这些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之快，令世界各国瞠目结舌，身在其中的中国居民更是深有感受。这种城市化表现在中国长年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比例已超过了一半，而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特点是多数人是向大城市聚集，因此，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特大城市更变成了“巨无霸”，城市占地面积急剧扩张，常住人口急剧增加。这样的变化，我们从城市的外面上完全能看出来：各大城市的摩天大楼越来越多，街道越来越宽，街上的汽车也越来越拥挤，城市与城市之间的高速路里程越来越长，像京津这种超大城市之间，一条高速路已不敷使用，开始修建第二条。。。。。。。

但在人们平常肉眼看不到的地方，急剧扩大的城市却有着令人忧虑的另一面：表面宽阔平整的道路可能突现大坑，吞噬了过往的车辆；高耸的大楼可能是用易燃的保温材料包裹起来的；而下水道的脆弱，几乎是这类表面繁华的大城市最为脆弱的软肋。

当然，城市管理者可以城市规模发展太快、市政设施投入跟不上等等种种原因推卸责任。也许这种解释并非没有一点道理。但每每听到这类解释时，我就想起8年前去青岛时受到的刺激。那次我进入青岛市人大常委会的驻地采访，那个建筑是1906年建成的德国“胶澳总督府”，当时德国趁满清孱弱，强占了青岛。当地人介绍，不仅这座老建筑主体结构仍十分坚固，这座楼所在的区域-----即德国殖民时的主城区下水道还是当时德国人修建的，雨、污水分开，现在设施仍十分完好。------而一百年过去后，中国多数城市还不能做到雨污水管道分开。

德国人当时是殖民者，也就是说是强盗。他们尚且能如此用心得规划和建设好自己强占的土地，那么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当家做主了，怎么对城市建设和管理的用心程度还不如外来侵略者呢？

这是一个很宏大也令人纠结的问题，我不想做过多的论述。那么撇开某些政治性的元素，仅仅就城市建设和管理而言，我以为许多城市重视高楼、高速路这些“面子”工程，而忽视下水道、消防标准这些“里子”工程，其根本原因是急功近利的政绩观，而现行的制度下，民意难以对这种政绩观进行有效的纠错。

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说过：“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所谓良心者，多依靠内心的自律，用中国古人的话来说，就是要“慎独”，“君子不欺暗室”。即在外人看不到的时候，也能不逾越良心的底线。与地表上的高楼、大街和高速路来比，下水道确实就是不折不扣的“暗室”，这个“暗室”建得怎么样，短时间内是看不出来的，需要时间来检验。要城市建设者和管理者自觉做到“不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和高速路和商业性质的大楼相比，中国城市的下水道等地下管线是公共设施，主要用公共财政建成，花多少钱，建成后质量如何，其中学问颇大，而公众的眼睛无法透视地表分出良莠来。如果监督机制跟不上，就很难避免建设者和管理者偷工减料以自肥。而高楼和高速公路呢，不但在外观上能成为城市发达程度的某种标志性建筑，而且中国大多数高速路是收费公路，城市管理者可以用它来日进斗金，因此一些地方政府对修建高速公路的积极性非常高。

当GDP成为衡量地方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时，一些地方政府就很可能变成趋利至上的“公司”，有立竿见影的政绩的事就马上启动，且不遗余力推行，反之能推则推，或者是敷衍了事。很显然，修商业大楼和高速路是“立竿见影”的，而将下水道修好，多半是“前人栽树，后任乘凉”，有多少官员愿意自觉花钱花精力做惠及多年后的事情呢？比如建设高质量的城市排水系统。

在利益面前，道德往往是脆弱的，所以需要法治来补其不足。希望城市管理者“良心”发现，修好下水道也是不现实的，所以需要民主的制度来监督他、促使他重视下水道这类公共设施的建设与管理。------这种制度，是比建设城市排水系统要复杂得多的综合工程，这个工程建好了，下水道的问题可能就不成其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