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个记者的私信，说到这样一件事情。接到上司的采访工作安排，联系新西兰地震中被困中国学生的家人。对方接到电话，明确地表示，自己不想接受采访，并且提醒记者，不要老打电话，因为他正在等待中国驻新西兰使馆打来的电话，等待亲人的最新消息。

　　记者当然理解家人的心情，但上司却不这样想，对于上司来说，最迫切的是能够获得对这位家人的采访机会，让自己的报道和版面显得丰富，或者在他眼中，更加有人情味，于是要求记者要拿出“磨”的精神，甚至是“忽悠”，务必要说服家人来做这个访问。

　　年轻的同行觉得很无助，因为她清楚地明白，自己不想再去打扰对方，可摆在面前的现实又让她很难选择，因为对抗上司的结果，很可能被视为不够进取，意味着不再能获得好的工作安排。

　　这样的困惑，这样的冲突，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在如何报道灾难事件的同时，顾及灾民或者受害者家人感受的问题，曾经有过一些讨论，不多，很零碎，但是至少已经开始。这是因为到第一线采访的记者人数多了，不像以往只有几家媒体，加上网络传播的延伸，使得越来越多人关注到记者在前线的采访手法。所有的讨论其实就是集中在这样的问题上：采访到底是为了什么？

　　采访这些突发灾难事件，为的是让外界能够了解到灾难的状况、灾民所受到的影响，这样可以让外界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帮助。采访灾民也好，受难者家人也好，是希望透过她们的描述，让远离现场的人，能够有更加深切的感受。但是所有的这些访问，除非对方是官员，或者是为了揭露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不然的话，都需要获得被访者的同意。

　　这样的讨论，最近在香港会有不少，特别是在菲律宾人质事件的报道中，是不是一定要想尽办法采访到受害者家人，在媒体人当中有不少的讨论。因为在后方上司的压力下，有的记者选择尊重家人的意愿，有的则选择听从上司的安排——不过，这样的访问播出之后，遭到了不少的批评，也有媒体人在网络上发起“向上司说不”的行动，因为如果说，关系到公众知情权才称得上是新闻的话，那些受害者家人的眼泪和悲伤，对于媒体来说，只是提升收视率的手段，对于有的受众来说，只是一种挂着所谓同情心招牌的消遣。

　　做还是不做，除了媒体中有决定权的那些上司，其实受众也能够施压一定的影响，让媒体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展现人文情怀。因为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大部分人，总是希望看到这些灾难中受害者的眼泪和悲伤，以为这是展示自己同情心和爱心的良机，媒体就会毫不犹豫地迎合这种需求。

　　遭受了灾难，有的人可以通过其他人的聆听，来分担心中的苦痛；而有的人，不愿再提及伤痛，因为一次次的提起，都是一次次的揭开伤疤。正因为这样，他们对于媒体，对于关心他们的别人，会有不同的态度和期待。作为公众，作为媒体，如果分不清楚这些，常常会带着好意伤害其中的一些人。

　　而这种伤害，相信没有人希望发生，除非真的把灾难看成媒体的机会，或者让自己远离灾难，将其当成一部大片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