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让我们看到了一项制度如何从美好初衷慢慢或迅速贬值，甚至一文不值。制度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制度解决了问题，但制度自我暴露在复杂的人性和环境中，又面临人性与环境的“黑客攻击”，变成一个个狗洞，所有狗和愿意从狗洞进出的人都可以据以自由出入。

　　类似例子还不少，如高考加分政策、特长生特招政策，在制度设计之初，它们是旨在给那些有天分、有德性、有特长的人敞开高等教育之门，但最后往往成了权贵们肆行不正当竞争的工具。

　　朝阳煤矿的做法被指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批评当然对，但解决不了多少问题。矿井完全可以不设矿长助理，而提拔一打副矿长，专职带队下井。朝阳煤矿是私营煤矿，自然想设多少矿领导就设多少。至于公有煤矿，反正工资、福利、待遇是公家出，则增设矿领导也无妨。增补的矿领导专职带队下井，照样消解制度。

　　各地矿难频发，真是因为矿领导不带班下井吗？近年来多起矿难，是在以政府名义关闭矿井的情况下继续开采造成的。矿井名义上关掉了，当然没有矿领导带班下井，这时发生矿难，应当归咎于什么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应当感激那些率先发现制度漏洞并公之于世者，不应一味指责钻空子的人。2005年，山东大学教授王小云破解美国“白宫密码”，被认为是了不起的学术成就。破解是可以重复的，有人公开破解，等于敦促你赶快另想办法。朝阳煤矿暴露制度漏洞，我们应该反思和修补漏洞，而不要忙着谴责。

　　制度安排是一件相当复杂的活儿，一项制度能否达到预期目的，不仅要看制度本身的可操作性和严密性，还取决于更宏观的制度安排。有时候制度在设计时就漏洞百出，其本身就不可取；有时候制度设计得相当完善，但运行一段时间后，问题渐次暴露出来。

　　由于制度设计的局限性，政府监管也不那么容易成功。针对一个具体问题，设计一项制度，贯彻执行下去，问题就迎刃而解，这种景象未必是真的。还有一个突出问题，是政府监管不到位。读读牛津大学教授胡德的《监管政府》就会知道，像英国这样一个“小政府”国家，负责监管政府活动的“内监管”“已成为规模庞大的产业”，有130多个官方独立机构，可谓叠屋架床，雇员达到1.4万名。英国人为什么这么干？因为政府通常是懒牛慢牛，没人鞭策它，它是轻易不会让人满意的。

　　在对安监机构本身缺乏“内监管”的情况下，想靠出台几个文件就管好中国的矿井安全，是相当不切实际的。矿难本身不仅反映了煤矿安全措施不到位，而且反映了安全监管本身的不到位。过多指责朝阳煤矿突击提拔7名矿长助理，实际上是迎合了安监部门以文件代替安全监管的监管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