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5年前的汶川地震一样，芦山地震也成了公民力量的阅兵式。地震不到半个小时，壹基金救援联盟的救援队就已出动，随即在灾区设立了前线指挥部。截至22日凌晨，进入灾区现场救援的壹基金救援队，已经多达6支总共近百人。还有十多支救援队正从全国各地飞奔而来。这响应速度一点不比正规军差。

　　更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壹基金救援队装备的精良，连正规军都相形见绌：清一色的四驱越野车，携专业搜救装备、应急药品，并自带发电机。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香港的民安队——被称作亚洲最优秀的志愿辅助部队。但跟香港民安队不同的是，民安队归港府民安处统辖，还要耗费公，壹基金救援队则一切自己埋单。

　　这正是雅安民间救援与汶川民间救援的一个重大分别。汶川地震之来，民间可以说是毫无准备，只能仓促应对。所以，虽然涌入汶川灾区的民间救援力量从规模上看不小，但从经验上、专业技能上看，却大多乏善可陈，都是粗放型救灾。雅安救援不同，民间救援的专业性显然强太多。

　　专业性的背后是理性。跟汶川救援的强烈悲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次雅安救援，民间的表现更从容，更冷静。这固然是因为，芦山地震跟汶川地震不是一个量级，远没有汶川地震那样惨烈。但另一方面，也的确是因为经历了汶川地震等大悲剧的磨练，中国的民间社会已经成熟太多。从原来一颗红心两只手，从原来的人海战术血肉长城，发展到从精神到物质都几乎武装到牙齿，都高度现代化，说明中国的民间社会正在质变之中。

　　这种转型与升级见于方方面面，而不单是民间救援。譬如募捐。汶川地震时王石曾建议万科员工小额捐助，而遭到舆论的疯狂绞杀。五年过后的今天，这桩公案却已悄然平反，王石当年的建议被公认为属于先见之明。相应的，救灾募捐平和理性得多，再没有了原来的道德审判，没有了原来的激烈攀比，尤其没有了原来大义凛然不容置辩的高调逼捐。公义与自由可以兼容也必须兼容，公义如果侵犯自由则必然不公不义，这一常识终于开始被社会接受。

　　再譬如媒体。相比于五年前，今天的媒体克制和审慎得多。阪神大地震以后日本媒体如何从不专业走向专业，被作为标本推荐给中国同行，提醒中国同行少走弯路。但更直接的教训，则出自当年报道汶川地震的老记者的笔下，他们不厌其烦地告诫同行怎样把镜头抬高一寸，避免侵入式采访;怎样最大努力追踪真相的同时，避免消费灾难。灾难报道必须坚守伦理底线成了媒体的共识。

　　而最值得称道的动向，则是公民社会在救灾信息沟通和协调方面的巨大作用。

　　区别现代救灾跟传统救灾，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信息沟通和协调平台是否发达。因为现代救灾，主要问题并不在于资金和物质，这方面的保障早已经足够。主要问题在于救灾资金和物质的分配，怎样更及时、更有针对性，怎样更精确、更均衡。而这，只能依靠需求来引导。需求的引导则依赖高度发达的信息搜集、核实、发布和对接流程，依赖这方面的组织和协调。

　　如果说一线救援只能政府主导，民间跟政府根本不对等;那么在信息沟通和协调层面，民间在雅安救援中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各种民间信息平台如雨后春笋一夜之间竞相涌现。一类是媒体平台，如21世纪经济网推出的雅安救援信息平台，吸引了包括新浪微博、百度、每日经济新闻、瞭望周刊、华夏公益、中华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在内的诸多互联网企业、媒体及公益组织加入。其二是谷歌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利用自身平台及其技术优势搭建的寻人平台。它们平常都是竞争对手，掐的你死我活，但到了芦山地震这样的大难之时，却都能捐弃前嫌，握手合作，实现资源共享。

　　最后一类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信息平台，是本土信息平台。有两个最努力。一个是“成都公益圈”，吸引了壹基金、友成、扶贫基金会等多家知名NGO入驻。几乎每天都会召集一次信息协调会，然后发布晚间信息汇总，救援进展、灾民需求尤其是村组需求，乃至灾区天气，皆在其中，对民间救援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另一个是“缘来客栈420协调小组”，负责每天搜集、核实和发布灾民需求，然后提交给肉唐僧的募捐平台“肉铺”，再由“肉铺”组织物质资源，交由李承鹏团队和其他草根救援组织在一线实施救援，形成一个立体作战的民间救援联合体，整个运作透明而高效。尤其考虑到它们主要不是追逐新闻热点，而以发现信息盲区为最大追求，以雪中送炭为最大追求，就更难能可贵。

　　总之，在信息沟通和协调层面，民间力量显示了其强大性。这实际上也是社会进步推动民间社会成熟、推动公民社会成长的一个显著标志。

　　其实，公民社会成长的这种强劲势头，并不是遇到大灾才有，它显然其来有自，即植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不过因为种种制约，缺乏施展空间罢了。迄今，各级各地政府制定的应急预案，就都没有考虑民间力量在内，没有给民间力量的进入留出相应通道，没有安排相关的规则和秩序。民间的力量已然孕育，现有的管理和制度如何与之共处，既有的体制如何跟不断发育的公民社会相适应，都值得思考并亟待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