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5日，山西临汾市境内、由中铁隧道集团承包施工的吕梁山隧道，发生爆炸事故，但这消息却是几天后才被披露。12月31日，山西省有关方面出面回应，确认事故存在，并称责任方涉嫌瞒报。

　　这起事故瞒报，产生了不小的舆论“冲击波”。在媒体近来的后续报道中，山西省代省长李小鹏对此感到“愤慨”“震惊”和“自责”。国务院也表态，要从重惩治瞒报行为，以儆效尤。

　　瞒报之恶，在于以封存真相的方式，来文过饰非、逃避罪责。在当下，限于技术短板、防范缺位等，在生产领域实现“零事故”或是奢望。但事故发生后，责任方及时通报，以承接公众知情权，是对死伤者的起码慰藉与应有担待，也是避免覆辙重蹈的不二路径。

　　只可惜，瞒报谎报的恶例，屡禁难止。如果说，事故发生总有“复杂成因”，甚至是带些偶然成分，那么，瞒报无疑是人为作恶。它延宕了信息公开的最佳时机，也损害政府公信力。

　　媒体曝，在吕梁山隧道事故案发当日，当地政府就已介入。可在6天后，事故才被官方确认。在此过程中，“网民曝”已迅速扩散。在安监部门一再重申“严禁瞒报”的情境下，责任关联者仍企图“雪藏”真相，隐匿过失，其危害不可小觑：信息不透明，会催生“流言”，引发负面想象;即便辟谣，也会在跟传谣的赛跑中陷入被动，让真相难辨。

　　新华社在《三问山西中南铁路南吕梁山隧道事故瞒报》一文中，接连发问：究竟谁在瞒报?若要彻查，怎样才能毫不姑息?当地政府反应滞后，是否该启动对相应官员的追责机制?这环环相扣的拷问，也正是民众的心头之惑。假如说，自觉的信息公布是责任补救，那么，责任方已背弃这种担当，构成对公众的“二次刺痛”。

　　而今，主管部门表示“从重惩治”，也是对瞒报“零容忍”的立场宣示。但问责，难为瞒报现象画上句号。向人本伦理的回归，当投影在制度惯例的建构上——对死伤者名单等事故信息的公开，应无保留，并削减缓冲期，对瞒报缓报形成足够的牵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