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对全国醉驾案件进行调研，并酝酿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据悉，“醉驾入罪”实施一年以来，全国警方共查处醉驾案件36.8万起，同比下降四成，北京、上海的醉驾下降幅度达七成。但在司法实践中，不同地区对醉驾案件的量刑存在明显差异：北京在判决醉驾案件中，实刑率达到99%;广东、安徽、重庆适用缓刑比例超过40%;部分地方法院判决缓刑的比例高达73%;合肥市庐阳区从去年5月到今年2月判决的25起醉驾案件中，被告人均被适用缓刑。(5月23日《新京报》)

　　从数字上看，“醉驾入罪”效果良好，醉驾案件明显下降。而且，实际效果可能更好，因为自去年5月以来，各地警方都加大了布控、检查力度，醉驾行为被查处的概率较之以前明显上升。概率上升而数量下降，意味着实际醉驾行为的下降幅度超过四成，“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正在成为更多司机的习惯。

　　而令人担忧的是，醉驾缓刑有被滥用的迹象。“醉驾入罪”与“醉驾入刑”是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两个概念，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行为规定为犯罪(危险驾驶罪)，并规定了量刑标准，但在司法实践中，犯了罪的人未必会坐牢，缓刑的大量使用，使得很多醉驾司机逃脱了刑罚，起不到应有的惩戒作用，而没有“惩前”就难以“毖后”。在某种程度上，“醉驾不入刑”架空了“醉驾入罪”，消解、削弱了法律的威慑力。人们更有理由担心，“醉驾入罪”实施第一年尚且如此，以后的处罚可能更加心慈手软，致使酒驾、醉驾行为出现反弹。

　　合肥市庐阳区从去年5月到今年2月判决的25起醉驾案件中，被告人均被适用缓刑，这种情况让人匪夷所思：难道这25人的醉驾行为都是“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吗?可以说，这是典型的滥用缓刑，违背了立法本意，甚至违反了法律规定。

　　在一个刑罚尺度统一的国家，有的地方醉驾缓刑率只有1%，有的地方则达到73%甚至100%，这种现象极不正常，它不仅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刑罚的严肃性，而且制造司法不公和社会不公。要知道，在人情关系泛滥、一些人总是试图用权力和金钱摆平一切的现实国情下，如果对醉驾缓刑缺少严格约束，那么享受缓刑待遇的可能大多是有权、有钱的醉驾者，一些司法机关也很可能将缓刑作为寻租工具，司法腐败将不可避免。

　　从道理上讲，对于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不大的醉驾行为，在判其有罪的前提下适用缓刑，未尝不可，也符合刑法“宽严相济”的原则。但是，着眼于现实，由于人情关系泛滥，权力和金钱能量巨大，而且司法并未完全独立，那么醉驾缓刑的口子一开，便极有可能被滥用，所谓视情节而定就会异化为视权力、关系、金钱而定。权衡利弊，笔者认为，“醉驾入刑”还是一刀切为好，不管什么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管情节如何，不管事后认错态度怎样，只要他醉酒驾车，就应一律“入罪”、“入刑”。

　　实际上，醉驾犯罪的刑罚并不重，没有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醉驾最多只有6个月刑期，这是醉驾者应当付出的代价。何况，“6个月以下”的刑期本身就给了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可对不同情节和危害程度的醉驾适用不同的刑期，同样可以体现司法的“宽严相济”。但前提是醉驾一律入刑，任何醉驾者都不能逃脱刑罚，既为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为更好地遏制醉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