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闻热点事件，从媒体爆出到欣闻“高度重视”后的“严肃处理”，大致需要多长时间？安徽怀宁血铅事件给出的时间表，似可概括不少此类地方治理丑闻的处理节奏：1月13日上午，安徽省安庆市政府通报怀宁县儿童血铅超标事件，市、县两级政府分别对相关责任人给予了“严肃处理”。

几乎是严格踩着节奏到来的“严肃处理”，给公众开列的是包括县长在内诸多稍高级别官员的“行政记大过处分”，以及两名副职领导的行政撤职和免职，最严重的只剩下“涉嫌渎职”的一名副股级官员，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这与近些天来呈现在公众眼前的那些血铅超标患儿的苦痛，那些检测遭拒绝、治疗被排斥的心酸，那些已经少得可怜几乎算不上补偿的补偿，反差实在刺眼。当然，涉事企业被“依法关闭”，据说还有行政处罚，但这样迟来的惩处还是显得那么轻飘飘，更何况最终的行政处罚倘若体现为罚款，获得收益的还是有关部门。

长时间以来，一些地方的官员问责一直难以逃脱舆论的种种指责，再严重的后果，再恶劣的影响，换来的也不过是个“免职”，而“免职”与“撤职”不同，根本就不是一种处罚形式。何况，无论是免职、撤职还是引咎辞职，当事官员受到影响的只是实际职务，而所谓级别和待遇却很少被撼动。更何况，处分的时限很快就会过去，甚至有些地方已经越来越迫不及待，在处分期内就悄无声息地“暗度陈仓”——— 异地任职的有之，从来没有离开、“一直负责原有职务工作”的有之，肆无忌惮，冠冕堂皇。

安徽血铅事件的官员问责，某种程度上刷新了这样的纪录：连本来已经算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免职”，都已经不屑于走过场了。行政记过，行政记大过，行政警告……级别越高的官员，其所需要付出的问责代价以及需要承担的政治责任，有越来越轻的趋向。不需要为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而去职，哪怕只是短时间的离开，甚至仅仅是名义上的短暂离开，都不再被需要。当然，依照现有官员问责规定，什么样的责任应当对等承受怎样的处罚均不明确，再怎么轻飘的问责都看似合法合规，但问责之后也往往非议四起。

进一步细化问责制度固然重要，但政治道德的基本底线也需要坚守。谁能够相信，一个由环保局公然“招商引资”进来的污染企业，居然会因为一个副股级官员的“渎职”而酿成现在的重大事故？如果没有层层的领导批示，没有涉事部门事前百般的政策关照，以及即使在事发之后都公然为之辩解的衮衮诸公，怎会有今日看来如此不可思议的荒唐审批，怎会有未通过验收也可以长时间“试生产”的奇闻？有些错误不是什么人都有条件去犯的，在其位就应当承担对等的责任，这应当成为最基本的政治常识，也关涉到一个群体的道德水准。

荒唐作为导致了惨痛后果。面对舆论的质疑，第一时间想到的居然还是辩解——— 打时间上的擦边球，甚至打到连“先建的工厂，还是先建的居民小区”这样明摆着的事实都可以被混淆；需要真正承担政府责任的时候，血铅含量究竟是250μg/L还是249μg/L，倒是不惜下大力气去辨个清楚。甚至被第一时间就勒令关闭的涉事企业，都开始让人不免有诛心之疑：这究竟是为了处罚，还是为了从源头上堵死患儿家长寻求法律维权的途径？更不要说，轮到不得不表态的官员问责，轮到需要靠一通像样的官员问责来消弭公众质疑的时刻，竟然还是以“行政记大过”这样的不痛不痒作为主打项目。这可真是，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只要能做到，公愤何足道？

免职也好，记过也罢，总有那么一些浮云在试图遮挡公众的眼睛。追着官员的问责不放，不是要跟任何一个作为自然人的官员过不去。一次次公共治理危机，几乎都经历了欠缺民意授权的起意、形同虚设的监督以及无可奈何的处理等几个阶段。面对这样公然应付式的问责，怎不会让人意气难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