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飞北京的一航班晚点，乘客被关舱内5小时，陆续有旅客出现缺氧昏迷状况，一男子在向空乘人员多次询问无果后打开应急门。虽然身体不适的乘客被送医救治，但该名男子却由于擅开应急门而被警方带走。人们关心的是，执法部门将如何对待这位带有自救性质的“违法者”。

　　与该案相关的另一起案件，则已经进入了追究刑事责任的司法程序。5月11日，吉林延吉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韩亚航空乘客擅自开舱门一案，嫌疑人朴某被诉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也是我国首起乘客因为擅自打开应急舱门而受到起诉的案例。

　　两起个案，有待法律评判的行为客观上近乎相同，但两者会是同样的结果吗?从人情常理上判断，前者事出有因，且航空公司和空乘人员有错在先，想必不会导致多么严重的处罚;后者是在飞机滑行过程中擅开舱门，明显威胁到航空安全和其他乘客人身利益，在法律制裁上自然不可等量齐观。

　　那么，究竟该如何评判前一案件中的行为呢?鉴于航空器上安全风险系数过高，有关航空安全的立法首先维护的是航空安全价值，所以对于任何可能危及到这一首要价值的行为，都予以否定性评价。我国《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第25条规定了航空器内禁止的行为，擅自打开应急舱门属于法定禁止的擅自移动设备行为，民航公安机关可进行行政处罚，严重的可追究刑事责任。

　　但法律适用并非机械地生搬硬套，而必须考量每起个案的特殊情形。本案中，开门者并没有危及航空安全的主观故意，相反是为了乘客的生命健康权着想，客观上也没有造成危害航空秩序和安全的结果。反倒需要追问的是，航空公司及其空乘人员有没有尽到保护乘客合法权益的义务?在长达5个小时的封闭舱内，航空公司方已经涉嫌严重侵犯乘客利益。

　　法律规则不会机械到格式化调整社会关系的地步，执法者的任务是在一般规则与特殊案情之间建立逻辑关系，作出合法、合理的裁判。无论是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是刑法，都规定了减轻或免于处罚的情形，为个案执法提供了裁量空间。据民航公安部门统计，今年1月至今已发生机上乘客擅自开舱门事件12起，通过严格司法塑造人们对航空安全法规的敬畏感势在必行，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加区分一律“严打”。合乎法治精神的执法当是：对恶意违法者严肃惩治，对善意违法者在法律范围内宽宥处理。良医看病，同样症状不同疗法，就是看准了背后的不同病因、不同体质，这对执法者当有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