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更给更多领导干部一个警醒。对于安全这一公共产品，政府应该是第一责任人，不管是“群众自发”还是“政府组织”，只要出了问题，就都不能免责。

　　经过20天的调查，新年伊始就震动全国的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结果公布。11名领导干部被问责，其中，黄浦区区委书记、区长被撤职。调查中“官员当晚在附近吃豪华餐”的细节，更是引来大量关注。

　　对于这一事件性质的认定、责任的确定等等，相关方面已经通过媒体进行了部分解释。舆论对这些“技术性”的细节有疑问，其实很可以理解——发生在中国最繁华之地，36个年轻的生命凋零，确实予人强烈的情感冲击。但看得出来，对于各种声音，调查组也在尽力回复以打消公众对公共安全的担忧、对政府管理能力的怀疑。

　　恰如调查报告给出的“说法”，这一踩踏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对重点公共场所可能存在的大量人员聚集风险未作评估，预防和应对准备严重缺失，事发当晚预警不力，应对措施失当”，而根本原因是“思想麻痹，严重缺乏公共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几个领导当晚在附近吃豪华餐的情况，也正好印证了这样的判断。

　　调查报告中引来广泛关注的另一个点，是“无主办单位的大型群众性活动”的说法。这一说法也揭示，在一个“风险社会”，对公众安全的威胁存在于各种“意料之外”，稍有麻痹大意就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而对于安全这一公共产品，政府应该是第一责任人，不管是“群众自发”还是“政府组织”，只要出了问题，就都不能免责。这样的意识，正应该通过一次次的问责，深深嵌入每一个领导干部的意识中。

　　这几年来，问责作为一项行政制度，已经慢慢成为事故之后一个必选项。2009年，中办国办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然而，新华社去年12月曾对5起重大安全事件进行跟踪调查，发现有的慢慢吞吞称尚在处理，有的遮遮掩掩甚至拒绝公开，其中就包括上海福喜、奉化塌楼等事件。

　　其实，问责不仅是给公众一个交代，更给更多领导干部一个警醒，避免类似的事故在其他时间、其他地方再次发生。问责固然应该按照一定的规程，不能一味求级别高、人数多，但在多大程度上能起到这样的警示作用，恐怕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标准。

　　在刚刚召开的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王岐山参加小组讨论时强调，“问责一个，警醒一片!应该发现问题没有发现就是失职，发现了不报告、不处置就是渎职!”虽然这话是针对反腐败说的，但问责一事，在其他工作中也该没有例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督促各级干部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恪尽职守、夙夜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