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工伤争议问题，还需地方性立法在明确部门责任、用人单位义务以及职工权利实现路径上，提供更多更细致的规则体系，并通过严格执法让规则贴地而行。

        最近，北京全面调整了工伤保险政策，工伤认定只能移送一次，严禁区县间踢皮球；单位不举证可单方面认定；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和医疗补助金增加1至6个月。

        作为劳动者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工伤保险是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施的，是国家对职工履行的社会责任，更是职工应该享受的基本权利。但是，这种责任与权利的实现，除了依赖立法规则的科学设计，还有待具体规则的贴地而行。

        经过多方博弈，去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工伤保险条例》，确立了较为先进的规则体系。例如，《条例》将“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纳入工伤范围，将“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视同工伤，这些条款扩张了职工的权利，但具体落实起来则需要各地进一步细化。

        地方性规则的任务，并非创设新的公民权利，而是为私权利的实现提供具体便捷的程序通道。因为，再完美的权利设计，如果缺乏配套的优良程序机制，也可能只是“画饼”。从这个角度观察，此次北京调整工伤保险政策值得圈点。

        例如，为避免责任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新政策借鉴诉讼法的经验，首次规定了指定管辖制度，严格限定区、县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只能移送一次。表面上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程序规则，却能极大提高工伤职工权利的实现效率，也能有效防止责任部门借助程序漏洞架空职工权利。再比如，对用人单位不举证的后果予以明确，不仅强化了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也能避免因一些单位故意拖延不举证而给职工带来的权利损失。

        当然，从工伤职工权利保障的角度看，新政策也有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对上下班途中工伤的认定，只是规定提交司法机关、交通等部门出具的相关法律文书等，而对于“上下班途中”如何确定，缺乏明确解释；同样对于“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也没有作出更为明晰的规定。这些问题会因为行政立法的不明确，影响到职工权利的具体实现。

        近年来，在一些城市，工伤争议急剧上升，围绕工伤认定行政争议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也比较突出。解决这些问题，还需地方性立法在明确部门责任、用人单位义务以及职工权利实现路径上，提供更多更细致的规则体系，并通过严格执法让规则贴地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