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不管是否造成后果，都将按照“危险驾驶罪”定罪，处以拘役，并处罚金。根据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如此一来，关于醉驾的抽查、取证及处罚等一系列问题顿时成为社会的焦点：醉驾入罪了，执法与司法部门准备好了吗?　

　　取证过程能否公正透明?　

　　4月29日，北京市交管局对实施新法的准备进行了通报，市交管部门将组织专业民警进行处理，检查醉驾的一线交警都将配备具有录像功能的设备上勤。如果检查点跟随救护车，涉嫌醉驾人员应当现场接受血液酒精含量检查。　

　　现有的查处醉驾做法是交警抽查，先对司机进行呼气检测，但对于有醉驾嫌疑的司机必须进行抽血取证。按照现行标准，每百毫升血液中含酒精20毫克以上为酒后驾车，每百毫升血液中含酒精80毫克以上为醉酒驾车。　

　　问题是，在现有的执法条件下，要求每个检查点都配备具有录像功能的设备，并有救护车跟随，在实践中是难以做到的。因此，从呼气检测到抽血取证，其间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时间限制。送涉嫌醉酒的司机到就近医疗机构抽血，如果这个过程耗时过长，酒精在体内进行一段时间的分解后，很容易导致“醉酒驾驶”变成“酒后驾驶”乃至“无酒驾驶”，特别是涉嫌司机的血液酒精含量处于“醉酒线”上下的时候。但目前，对于这个时间差，尚无全国性的限制标准，从而容易导致各地执法标准不一。　

　　同时，血液检测结果作为定罪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属于鉴定结论，犯罪嫌疑人享有提出异议或者申请重新鉴定的机会，对于这些权利的保障，在实践中也有必要进行规范。　

　　血检结果能否“包打天下”?　

　　判断行为人是否醉酒驾驶，血液酒精含量检查结果几乎成了唯一而“充分”的依据。问题是，单纯依靠血检结果，总能对当事人是否属于醉驾作出精确合理的判断吗?　

　　众所周知，由于个体体质的差异，酒精对每个人神志产生的影响程度不同，在每个人体内的分解速度也是不同的。单纯依赖血检结果判断行为人是否醉驾，很难适应千差万别的具体案情。比如，一个人头天晚上喝了酒，第二天清晨感觉酒气消了、神志清醒了，就开车出了门，可依然被鉴定为醉酒驾驶。这时对其是否一定要以犯罪论处?公民要如何把握饮酒与驾驶的时间间隔才不至于触犯刑律?　

　　再比如，对于一个体内酒精分解速度较快的驾驶者而言，如果在接受呼气检查时显示有醉驾的嫌疑，而在几个小时之后的血液检查中血液酒精含量已经处于“醉酒线”之下，他是否就可以逃避刑事处罚?可见，除了血检结果这个单一标准，当事人在行为时的其他情况也应被适当置于司法的考量范围之内。　

　　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根据刑法第十八条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一般来说，这里说的醉酒仅包括生理性醉酒，而不包括病理性醉酒，病理性醉酒者对其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病理性醉酒者由于其身体特点，少量饮酒后便可出现不成比例的极度兴奋，从而丧失自我控制能力。在查处醉驾的司法实践中，考虑到危险驾驶罪的设立初衷，酒精检测超标的病理性醉酒者是否也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如果病理性醉酒的驾车者虽然经过酒精检测不构成醉驾，但其具有较大的实际危险性，是否也能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刑事责任?这些问题也有待较为明确细致的依据。　

　　醉酒驾驶能否一律判刑?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构成危险驾驶罪，只需满足“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这一个要件，属于典型的行为犯。在本罪的量刑中，除了酒精含量这一硬指标外，如何根据其他犯罪情节的轻重合理判处刑罚?　

　　在“醉酒驾驶”这一基本事实被确认后，是否存在刑法第十三条所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是否存在从轻、减轻乃至免予刑事处罚的可能性?　

　　刑法所规定的罪责刑相统一原则当然适用于危险驾驶罪。除了驾驶者血液酒精含量超出醉酒标准多少这一情节外，以下情节也应在考量范围之内:当事人醉驾时的具体神志状态，醉驾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当事人接受检查和接受讯问时的表现等，应综合考量上述情节，决定对行为人是否判处刑罚以及判处刑罚的轻重。同时，刑法没有对危险驾驶罪的罚金数额进行具体规定，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也有明确的必要。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实施，将有大量醉驾案件进入刑事司法环节。期待司法机关针对此类案件的特点，准确适用简易审等程序、提高办案效率，打造处理此类案件的“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