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矿难逐渐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条，年年“荣跃”我国十大灾难的榜单。根据政府的统计，2004年1月至11月间，我国共有5286名煤矿工人死于事故。我国从2001年到2004年10月底共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煤矿事故188起，平均4到7天一起。2003年世界煤炭产量约50亿吨，我国煤炭产量为16.7亿吨，约占全球的35％；全球煤矿事故死亡人 数约8000人，我国为6434人，占全球的近80％；我国的百万吨死亡率接近4，是美国的100倍，南非的30倍(2003年美国为0.039，俄罗斯为0.34，南非为0.13)。考虑到尚有不少瞒报和谎报的情况，实际死亡事故数和死亡人数要远大于这个官方统计数。

　　我国煤矿工人做出的贡献和牺牲是显著的、巨大的。中国，这个坚忍的民族一直不乏制造世界奇迹的劳动者。但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经济增长，这样的成果让人震撼，更让人痛心。矿难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却在中国演变成“恶魔的梦魇”，挥之不去。同样的工作，迥然的结果，排除技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矿难更像是人祸而非天灾。实际上，矿难是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由于存在体制上的缺陷而带来的一种阵痛。

　　对矿工选择的理性分析

　　煤矿工人的处境无疑是值得同情的，美国目前共有煤矿工人9.57万人，他们的工资收入丰厚，一个经验丰富的矿工，年收入最高的可达10万美元，新手的年薪也能达到4至6万美元，而我国煤矿工人的月平均工资不到2000元。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煤炭工人的存在有经济上的合理性：首先，按比较收入计算，全国采矿业平均工资为13682元，而农林牧渔业平均收入仅为6969元，这一差额在农林牧渔业不发达的农村地区，足以吸引农村劳动力进入煤炭行业；其次，据统计，2003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约有1亿，除去进城务工人员，剩余劳动力仍然非常可观，煤矿行业仍然是吸引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行业，从2003年10月到2004年10月，我国采掘业从业人员就增加了8万多人，达到3875654人，同比增长2.14％；第三，近年来，农业发展落后，乡镇企业的规模不断缩小，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大量剩余劳动力不得不流向煤矿行业。

　　理性的选择不代表选择的合理。虽然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国家都有规模不等的煤矿工人队伍，但要论矿难之高，我国的情况是最让人震惊的：2004年，先后发生了北京大安山矿难、河北邯郸矿难、河南大平特大矿难、河南平顶山矿难、四川彭州矿难以及死亡人数达166人的陕西陈家山煤矿事故。2005年以来，矿难消息仍然不断，其中辽宁阜新矿难死亡214人，成为建国以来第二大矿难。矿难分布范围之广、灾情之严重，都表明我国煤矿行业在管理上、制度设计上是存在问题的。

　　对矿难的制度分析

　　各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都有自己的特点，按照平均利润原理，从长期来看，各行业劳动力的分布肯定会达到一个均衡点。如果煤矿行业真的存在极大的不合理性，长此以往，煤矿工人肯定会消失。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源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短期内我国这一行业不存在消失的问题，因而矿难的异常性存在可以归结于行业规范和制度设计存在缺陷上。在行业规范方面，煤矿行业中真正市场化的只有物——煤矿资源、劳动者，煤矿资源的所有者、管理者、生产者，包括劳动者自身，在进入市场、在市场上竞争及退出市场的过程中都存在明显的非市场化痕迹；从制度设计来看，借用公司治理的思路，可以看出煤炭行业存在严重的问题。理想的企业结构可用图1来描述。

　煤炭资源所有者、煤矿工人、煤矿公司、监督者四者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结构保证任何一方都会受到其他方的制约，如果一方违反规则，就会受到其他方的惩罚，四者中一方有问题，就会导致任何三者之间形成的制衡关系破裂。比如，如果煤矿公司负责人与煤矿所有者之间勾结形成联盟，四者组成的三角制衡关系就被破坏了，只剩下煤矿工人、监督者与该联盟三者之间的制衡。由于目前我国的煤矿工人供过于求，且没有形成有效的组织，力量较为分散，很难与该联盟进行抗衡；而监督者一般受所有者的影响较大，难以保持独立的立场。这样，不仅煤炭工人的处境比较困难，且由于煤炭是一种稀缺但在短期内无限供给的资源，煤炭公司由于资源的垄断而获得暴利。正是这种垄断地位，使得一些企业过分注重短期内的获利，而忽视技术投入，疏于安全管理。

　　这种制度上的缺陷可以由于监督者的强大而得到弥补。如果监督者与所有者分开，比如成立像证监会、银监会这样独立的监督机构，所有者将权力赋予监督者，同时也接受它的监督。这样，上面的结构就变成图2。

　　煤矿公司、煤矿工人、监督者构成两两相互监督的关系。当然这里的前提是：煤矿工人与监督者都足够强大，并且监督者能保持独立的地位。事实上，我国已于2000年设立了煤矿安全监察体制，但是目前这种监督力量总体上还是比较薄弱的。上面构造的三角关系事实上不堪一击，煤矿公司一枝独大。在制衡力量缺失的影响下，为了短期的利益，很多煤矿企业和公司铤而走险，悲剧也就在所难免。

　　矿难能否根除，取决于制度设计合理与否

　　三角形结构是数学中最稳定的结构。可以认为，监督、管理力量薄弱，有效、规范的制度的缺失，是目前我国矿难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要根除造成矿难的人为因素，就必须通过制度架构，对煤矿行业的无序行为加以引导，借助制度的力量使煤矿行业的管理规范化、长期化。

　　1.有效的制度是一种外部效应很强的公共资源，需要政府加大投资支持力度。与其他行业相比，煤矿行业分布的地方多在山区，基础设施较差。煤矿工人生活、工作环境的改善往往伴随着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些投资虽然在长期内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投资产出效益巨大，但套用英国经济学家凯因斯的一句话——“长期我们都死了”。短期内煤矿行业的投资效益较低，在争取政府投资和获取公共资源上，煤矿行业并不具优势。加上煤炭的市场价格又没有真正反映行业的成本补偿，政府需要像对待其他公共资源部门一样，加大对煤矿行业的补贴力度。

　　2.开拓多渠道的技术支持途径。在发达国家，煤矿行业很早就被认为是技术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行业。如果要保证工人的安全，就必须在技术投入上不遗余力。但目前我国的煤炭价格已经由市场决定，买一斤坑口煤只需人民币1毛钱的价格，要收回技术投资，对私营、小型企业来说，是很不现实的。何况对每一个煤矿来说，发生矿难的几率是很小的：目前全国共有600多处国有重点煤矿矿井，2600多处国有地方煤矿矿井，2.2万多处乡镇、个体煤矿，而截至2004年12月11日，矿难共43起。这种整体与局部的矛盾，使得煤矿企业更容易采取短期行为，为了获取暴利而忽视技术投资。政府对煤矿行业的技术支持可以通过税收、良好的融资体系等加以支持，以经济、法律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

　　3.制度的形成取决于监督方、煤矿工人力量的强大，应通过制度设计保障弱势群体的话语权。目前，煤矿工人的福利待遇是最差的。长期在井下工作，使他们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一些小型、私营煤矿企业往往没有任何保险、退休福利。短期内过剩的劳动供给，使得煤矿工人选择了这一行业，但是从长期、整体来看，煤炭工人往往会觉得自己很冤，因为劳碌一生，他们实际上仅能维持生存，与其他行业的差距太大。这种差异也就导致了一种奇怪的局面：我们一面在痛心和同情着煤矿工人的境遇，另一面却在诧异，为何仍然有无数的煤矿工人前仆后继。短期的生存本能与未来的生活向往，激化了煤矿行业与其他行业的差距。建立市场经济的根本，是解决人格问题。煤矿工人作为弱势群体，更需要依赖制度化的力量消除竞争起点、过程中的不公平。

　　矿难的悲剧在于，制度的缺陷使人的行为短期化。矿难能否根除，取决于制度设计合理与否。我国煤矿行业的市场化程度较低，还没有进入产业化的阶段，所有者与监督者职责不到位，煤矿工人也没有成长起来，制度的力量较为薄弱。制度变迁理论的代表人物诺斯曾经强调，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如果人们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同样，人的市场化往往也需要制度和体制的维持。而制度与体制事实上起到了引导人们、企业往前看，将正义的软力量硬化、长期化、有形化的作用，这或许也是最终解决矿难问题的持久性力量。